上古玉龟版与九宫八风：再探《黄帝内经》源头[1]
吴丽莉 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医院病理科 上海 201203
潘亚敏 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医院内镜科 上海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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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版，双古堆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推论《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与《周易》无直接关连，甚至具有比《周易》更为古老的源头，早于洛书、九宫占盘。可能是《黄帝内经》最为早期的理论篇章之一。由于玉龟版的天文准线在5500年前的北纬420，燕山山脉一带，证明这是7万年前从非洲迁陡，到达到西伯利亚，又南下进入华夏地区的一支智人。他们与来自中南半岛的另一支早期智人融合为上古华夏文明。
关键词：九宫八风，黄帝内经，周易，太乙九宫占盘，凌家滩玉器
Compare Jade Turtle and Jade Plate in Ancient Time with EIGHT WIND NINE PALACE: Explore the Early Ideological Source of Huang Di Nei Jing Again.
WU LILI, PAN YAMIN，GAO YETAO
ABSTRICT: According to the JADE TURLE and JADE PLATE from LINJIATAN, ANHUI province and the NINE PALACE divination disc, from SHUANGGUDUI, ANHUI province, we consider it is not connected between EIGHT WIND NINE PALACE, CHAPTER 77 of HUANG DI NEI JING and YI JING. Even, it have the more ancient source than YI JING, LUO SHU and NINE PALACE divination disc. It prove fully they are one human being who outed Africa, arrived Siberia, then came down south and entered into China region, because the astronomical alignment of JADE TURLE and JADE PLATE at north latitude 420 before 5500 years. They mixed together with other human being from Indochina Peninsula and built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EIGHT WIND NINE PALACE, HUANG DI NEI JING, YI JING, NINE PALACE divination disc. JADE from LINJIATAN
史学研究，向来有“残简胜口述”的原则，根据《黄帝内经》提及的僦贷季，《史记》提及的俞跗，以及其他各种证据，我们推论华夏文明祖先是7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到了两河流域后，一支沿喜玛拉雅山南下，从中南半岛进入成都平原，另一支绕/穿过兴都库什山，进入西伯利亚，到达北冰洋后，折转向南，进入中国北方。两者最终结合成华夏文明。[1] 从近年考古出土文物和《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我们或可以发现上古时代来自北方的华夏文明部分踪迹。
1. 《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
《中医大辞典》：“本篇主要阐述九宫的方位和八风的区别及其导致的病变，故名。根据斗星的运行规律，确立了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和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节气的日期，以及中央和四正、四隅的九个方位，从而说明季节和方域不同的气候变化对人体的不同影响。”此篇九宫方位，与洛书之九数相同，又与后天八卦的排列相近似。见图1.
图1. 宋版《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篇首
《灵枢》早期为九卷，八十一篇，又称为 《九卷》《针经》。唐代王冰（710～805）虽对《黄帝内经》进行了重广补注，但在五代十国的战乱中几尽焚灭消失，北宋初年已亡佚。宋朝嘉佑二年（1057），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熙宁年间（1068～1077），高保衡、孙奇、林亿、孙兆等人共同校刊了《黄帝内经》，这是政府首次官修的《黄帝内经》版本。高保衡、林亿等在进书表中所列举的书名有《灵枢》而没有《针经》。《灵枢》版本虽然存在，但业已残缺。如《素问·调经论篇第六十二》有注说：“据今《素问》注中引《针经》多称《灵枢》之文，《灵枢》今不全，故未得尽知。”
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高丽国献书中有一部九卷的《黄帝针经》。《宋史·卷一十七·哲宗本纪》说道：“元祐八年正月庚子，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针经》于天下。”有人认为现今存在的《灵枢》即是高丽所献《黄帝针经》的版本。南宋绍兴25年（公元1155年），史崧将其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增修音释，编为二十四卷。当今世面的《灵枢》版本，有的《九宫八风》篇章中没有图1.。
2. 洛书与九宫八风
长期以来，研究者都主要以九宫八风就是洛书九宫的排列，认为医易同源。孙思邈（581～682）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杨上善（585～670）、王冰用《易》注解《黄帝内经》。张介宾（1563～1640）在其《类经附翼》中第一卷就是《医易》，开篇就列出河图、洛书，八卦，最后，余意未了，专门论述了《医易义》和《卦气方隅论》两篇，以论《易》与《黄帝内经》的关系。据后世认为是以《易》注解《黄帝内经》的顶峰，但全文并未见提及《易》与《黄帝内经》之原文的相关性，仅谈两者之间相近之义理。
河图、洛书是制作八卦的依据。但直到宋初，陈抟（872～989）出示河图洛书图为止，几乎没有任何文献展示过它们。以欧阳修（1007～1072）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是伪造的，由此成为疑古派的先驱。陈抟嫡传弟子邵雍（1011～1077）却坚持说，这是从古秘传至今的真实河图洛书。直到民国年间，顾颉刚（1893～1980）等学者还认为河图洛书铁定是假的，可能是陈抟、邵雍创造的，或者是他们根据《易经》和《黄帝内经》编造的。
图1一眼望去，似以《易经·说卦传》第五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为根据排列。但再仔细阅读《灵枢·九宫八风》，则可知两者太一（帝）游宫的起点不同，《周易》起之于震卦、东方、数三、春分，《黄帝内经》起之于坎卦、北方、数一、冬至。长期以来，多认为是《周易》对《黄帝内经》的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两者没有直接的联系。[2]
3.《易》与三《易》
在提到《易经》的时候，一定要明确这个《易经》的定义是什么，是一种泛指，还是特指。这对我们下面讨论与研究直接关系。
《易》有三种。《周礼·春官·大卜》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周礼·春官·筮人》又曰：“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桓谭（公元前23～公元56）在其《新论》说：“《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显然他是读过的，或者至少见到过吧。
班固（32～92）曾经担任过桓谭所说收藏《连山》的兰台令史，曾奉汉章帝诏续补过桓谭所著的《新论》，无疑对汉代兰台是否收藏过《连山》这样一本著名古书，不会不清楚，至少他也会从桓谭的《新论》中得知这样的信息。但是，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中虽然也为桓谭作了传记，却在著录图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的《汉书·艺文志》（中国第一部图书目录）中，独独只提了“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而不提《连山》与《归藏》。西汉河平年间（公元前28～公元前25），汉成帝令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刘歆（公元前50～公元23）父子负责整理校订国家收藏的书籍，发现了不少的先秦著作，包括在中国历史上占重要地位，后来被称作古文五经和《山海经》一类的古书，却也未见、未提及有《连山》、《归藏》之说。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总序中说：“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班固以降，近2000年来不断有说发现《连山易》《归藏易》，学者们争论不休。但最早、最有权威提及此案的莫非班固。根据班固所说，当前市面上流行的《易经》或《周易》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1）八个卦象是伏羲（宓戏氏、包牺氏）所作。
2）到了殷、周之际，姬昌（公元前1152～公元前1056）将八个三爻组成的卦象，两两相重，组成64个卦象，并分作上、下两部分，后被称作《周易·上经》《周易·下经》。
班固在此仅引用了当前流行版《周易·系辞下》第二章的第一节前面部分文字，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还是班固所读文本原来就没有，缺失了以下内容的文字：包牺氏因结绳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诸种行为，……盖取诸《益》、《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诸多行为，盖取诸《乾》、《坤》、《涣》、《随》、《小过》、《睽》、《大壮》、《大过》、《夬》。包牺氏最早制《离》，还可以说是八卦之一，其后神农氏之《益》、《噬嗑》则为64卦的内容。班固越过神农氏、黄帝、尧、舜，其间的禹、夏提都未提，就到了商纣不道，周文王重易六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只可能是《周易·系辞下》提及的这些中间部分的人物事迹并不存在，周文王“重易六爻”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重叠变换六爻”，以成64卦；另一是，中间部分的人物事迹既使存在，也已不具评论价值，周文王“重易六爻”是“重新变换六爻”，更新了64卦。但以班固在上述文字之后又说：“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综览上下文，则前一种说法可靠，三圣者：宓戏氏、姬昌和孔丘也！班固的意思非常明确，有意删去了神农氏、黄帝、尧、舜、禹对《易》的贡献。
3）东周时，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作“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这十篇又被后人称作《易传》或《十翼》。
“彖、象、系辞、文言、序卦”只有五篇，为何班固说是“十篇”？于是又引出出各种说法，与本文有关的一种说法是，彖、象、系辞因为对应上、下经，则有六篇，加上《文言》、《序卦》，以及班固未提及的、现今《周易》中所纳入的《说卦》与《杂卦》两篇，共十篇，算是“之属”的范围。因此这两篇历来有人认为是伪书。
4. 《易》与《黄帝内经》的关系
《黄帝内经》成书时代限定在春秋战国之间，公元前531年后的200~300年之间，[3] 极有可能是当时秦国的太医署进行了编纂。[4] 但《黄帝内经》中的许多篇章，来自于更为久远的记载。如：我们可以从《黄帝内经·灵枢·肠胃》和《灵枢·平人绝谷》篇，发现其中的长度单位是商代的。至少可以说明商朝（约公元前1600~约公元前1046）时就有人就记录了人体内脏的长度和量度，并记载、流传了下来。[4] 最后成为《黄帝内经》的一部分。
2009年，李建国对《周易》与《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比较研究，认为：1）文献记载不能支撑《内经》与《周易》的直接渊源关系，2）《周易》在《内经》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尚未确立其学术地位，不可能对包括医学在内的其他诸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内经》之思维模式为古代认识世界所常用,非《易》独有。[2]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的看法，是认为传世本《内经》“因其成书上限不超于西汉中晚期,下限不晚于汉成帝河平三年”这样前提的之下，研究者还能够得出《周易》与《黄帝内经》没有渊源关系，则其意义更为重大！
不过，如果要完全证明这一点，还是要提到《灵枢·九宫八风》与《周易》的关系，虽然李建国先生指出：“纵观《灵枢·九宫八风》全篇，未涉及到《周易》之卦名，卦象或八卦方位，此外因《灵枢·九宫八风》在《内经》诸篇中不占主要地位，此亦不能说明《内经》与《易》之关系。”[2]
既使《周易》与《黄帝内经》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还存在其他的、已经失传的《易》，如《连山易》《归藏易》，或更早的《周易》版本，对《黄帝内经》有影响吗？公元前531年，医和为晋平公看病，提出的“六淫致病”的理论与《黄帝内经》不同，更重要的是，医和卜出晋平公的病是：“疾如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5]
风落山，即上卦艮，下卦巽。蛊卦，在《周易》中排在《上经·第十八卦》。当前世面流行的《周易》版本，对蛊卦的卜辞、彖、象如下：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周易·杂卦传》评论蛊卦：“蛊则饬也。”“饬”也没有女惑男，蛊惑之意思。
显然医和时代的《周易》另有版本！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当他20时，《左传·昭公元年》的公元前531年，秦国医和去为晋平公看病。孔子编纂了六《经》，包括《左传》与《周易》，难道孔子没有发现其中的矛盾吗？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简《周易》中，有40多处与现今流传的版本不同。
5. 《九宫八风》与《周易》
要证明《周易》与《黄帝内经》不存在支撑两者直接渊源的关系，绕不过《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下几点：
1）按上述所引班固所说，伏羲创造了八卦，周文王姬昌将八卦两两相重，发展出64卦。《周易》中的其他内容（十翼），都是周文王姬昌之后所作，流传至今，孔子功劳最大。
2）一般学者们都承认，《黄帝内经》的两个部分，《素问》与《灵枢》，前者偏医理，后者偏针刺；后者成书要比前者更早。《灵枢·肠胃》和《平人绝谷》两篇，用的是殷商时代的长度单位，说明在周朝以前，先民们就已经在记录整理人体解剖数据和医学知识，这些都发生在姬昌重八卦为64卦之前。或者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祖先记录人体解剖数据和医学知识时，还没有64卦，当时只有八卦，八个基本卦式，没有任何解释文字。
《周易》没有九宫图，《易传》明确提及河图、洛书文字，如：
《周易·系辞上》第十二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此可见河图、洛书之说。
《周易·系辞上》第九章：“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此为河图数。
《周易·说卦》第五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这段文字被认为是《周易》导出洛书卦的依据。但《说卦》是否属于《十翼》内容，还是有争议的。而且，这段文字还真与《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
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数所在，日从一处，至九日，复反于一，常如是无已，终而复始。”
《灵枢·九宫八风》中的太一，就是《周易·说卦》中所说的“帝”，历来也常解为太极，或北斗之柄。《九宫八风》说的是一年四季，星移物换；《说卦》表达的很含蓄，可以说象四季更替（大周期），也可以说是太阳运行的一圈，即为一天（小周期）。
可见《九宫八风》与《说卦》是两种不同的历法。起始为冬至的历法可以追溯到上古的黄帝（瑞颛）历，[6] 起始为春分的历法，当在周公以后，如：《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淮南子·时则训》。三者几乎相同，一般多认为《礼记·月令》为周公姬旦（出生时间约为公元前1100年前后）或周之后所作，后两者均为抄袭前者。
根据陈久金、何新的研究，上古之历为五行十月历，“从夏至新年开始，经水火木金土5个月，到冬至新年；再经水火木金火5个月，又回到夏至新年。一个10个月分配以公母，便成一水公、二火母，三木公，四金母，五土公，六水母，七火公，八木母，九金公，十土母。如以冬至为一年之始，情况也相类似。”[6] 公母者，阴阳也。起于夏至之历，即起于阳性之历；起于冬至之历，即起于阴性之历。冬至是一阳生，也即阴性最顶峰而阳性初始来复之时。正符合《黄帝内经》所说，太一起动，一阳来复。24节气冬至之后，是小寒、大寒。而大寒是五运六气最初运初之气发动之时。追溯上古，确立节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有的一定是标志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8个节气，渐渐完善到今天的24节气。
新年起于母（冬至），即起于阴，可能投射到母系社会，而起于公（夏至），即起于阳，或有暗示父系社会的意义。这两种社会状态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前者更古老。上古时代一年过两个新年，冬至新年和夏至新年，似乎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代的产物。
如上，可以说明太一起于冬至、坎卦、水、北方、数一的说法，要比起于春分、震卦、木、东方主、数三的说法要更为古老久远。同时也证明：《黄帝内经·灵枢》的九宫八风图，要比从《周易·说卦》中推导出来的后天八卦要更为古老久远。
6.《九宫八风》与太乙九宫占盘
1977年，安徽阜阳市双古堆出土西汉汝阴侯墓，其中两个太乙九宫占盘实物，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制造，盘上九个数字排列图式与陈抟出示的洛书图式几乎是一样的。这就证明了洛书古图绝非后来伪造。900多年来疑古派的挞伐顿时冰消瓦释。 
图2. 安徽双古堆出土西汉汝阴侯墓中的太乙九宫占盘[7]
《九宫八风》（图1）的数字排列与洛书、太乙九宫占盘（图2）正面中央的圆图数字排列几乎完全一样。洛书以及洛书推导出的八卦，不具文字，而《九宫八风》的文字与太乙九宫占盘正面图的文字几乎相同，比较如下：
1）图2太乙九宫占盘正面图外圈两矩形之间的文字与排列，与《九宫八风》（图1）几乎完全一样。
2）图2内圆中四正方位数字上其所代表意义，北方标“一君”，对南方“九百姓”，东方标“三相”，对西方“七将”，中央为“吏”，与《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文字描述完全相同。
3）图2内圈小矩形与圆形之间八个方位刻有文字，为占辞，如：“当者有忧”、“当者病”、“当者有喜”“当者病”、“当者谬有”、“当者显”、“当者死”、“当者有盗争”、“当者有患”。显然是其占盘的目的，但与《周易》之占不同。而《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则指出太一巡游迁移之日，天地必有相应的风雨之变，并这种变化来判定八风所向，预测疾病，“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以其日风雨则吉，岁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则多雨，后之则多汗。…… 是故太一入徙立于中宫，乃朝八风，以占吉凶也。”
4）孤证不立，《黄帝内经·灵枢·岁露论第七十九》的后半部分内容更进一步地补充《九宫八风》的以气候预测疾病的内容，如：“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于叶蛰之宫，其至也，天必应之以风雨者矣”，“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宫，其日西北风，不雨，人多死矣……”足以说明，太乙九宫占盘是在《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的理论指导下制作的。
5）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方帛书，其墓主人死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发掘出土太乙九宫占盘，其墓主人死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根据盘上所刻，是为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所制；[8] 据此，也足以证明那种以马王堆出土帛书推论《黄帝内经》是在其后才编篡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
孙基然一针见血地指出：“九宫八风篇的有些内容己经触及了中医学术体系的源头，但由于本篇的背景与古代“式盘”有涉，加之其使用方法的失传，所以在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太一九宫式盘没有出土之前，似乎还没有解读本篇内容的可能。”[9] 过去对《黄帝内经》的许多看法，或将随着对太乙九宫占盘的深入研究，得到更大的发展。
7. 凌家滩玉龟和玉版
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墓葬中，出土了原始社会末期的玉龟和玉版，这一文物距今约5,500年。玉龟如图3，龟背呈拱形，共有对称的8个孔，龟腹有5孔，两侧4孔与龟背两侧的4孔可连。故有人认为，原物应当以绳系之。
图3. 安徽含山凌家滩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龟[10]
玉版如图4。发现时置于龟背和龟腹中间，大于两者，以至曾有研究者认为该墓是二次葬，应当是再葬时被小心摆放；玉版与玉龟并非一套，玉版应当是缝在帽子上的一装饰，代表人物身份。[11] 玉版表面用阴线刻划出了一个外径6.9厘米，内径2.4厘米的同心园环。环外侧有四组“圭”状形，分别指向四角，环内还有一同心圆，两同心圆之间等分排列八个“圭”形，有如人们经常看到的八卦，或者就说与太乙九宫占盘中的圆图（如图3.1）一样。内侧同心圆中有刻线交贯连接上述八个“圭”形的底边，形成八角星状，中间形成一个正方形。玉版的边缘有3面呈台阶状拱形，最外缘一层共有23个小孔。玉版出土时置于玉龟的背甲和腹甲之间，说明两者关系密切，或许可能是“神龟贡书”的神话传说有一个更早起源的有力的印证。
图4. 安徽含山凌家滩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版[10]
更多学者认为龟与玉版三者一体，象征了天圆地方，龟背和龟腹构成一个立体盖天宇宙模型。斗魁、极星、太阳、苍龙的角宿，是伏羲氏时代的天文观象系统。上为天、为圆、为南，下为地、为北、为方，天圆地方。以“参天两地”之义。玉版周边有钻孔，上九、下四，两边五，可能是伏羲十月历的历数和内容。[12]
作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提示是三点：1）玉版正面的圆形图与太乙九宫占盘几乎完全一样，足以证明安徽双古堆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的早期模型，在其3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2）玉版正中的八角形与贵州水书八卦的中间图形（如图5），完全一样。一直有人认为水书的八卦图是《连山易》，是伏羲最初创造的易卦。凌家滩出土的5500多年前的玉版，可能是有力的辅证。3）长久以来一直认为阴阳的概念要早于五行，八卦的中间是阴阳双鱼形象，但玉版非常明确地说明，5500多年前，未有文字的先民们更注意的是八个方向、天圆、地方，以及数字（在玉版上用孔洞表明）。孔洞的方位、形状、数量包含有大量的深刻含义。
之前多地出土的夏朝陶器上，发现过许多至今未能解读的符号，也不止一次地发现过类似上述的八角形，一般都被认为是先民的太阳崇拜，以显示太阳的光芒。贵州水族文字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陶上的符号有相通之处，据说有15个字符完全一样，水书先生甚至可以大致解读夏陶上面符号的含义。考古学界进而提出水族先民来自北方和夏陶符号可能是一种文字。凌家滩出土的文物至少证明一点，即使是最古老的河图洛书传说，也可能溯及更久远的文化流传。[12]
图5. 水书太极图
随着对玉龟、玉版更深入广泛的研究，学者们认为玉版、玉龟之上的图形与孔洞就是早期的洛书图，并解读出相应于洛书的数字。[13、14、15、16] 算起来比较复杂，很难相信使用此玉版玉龟者要经过如此复杂的计算来实施占卜或其他功能。但不得不承认玉版玉龟上的孔洞数目代表数字，其图形可能与河图洛书的早期模型相关。
《庄子·外篇·胠箧》：“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不敢说庄子所说上古这十二氏族是否确实存在，但伏戏（羲）氏、神农氏排在最后两位，说明在伏羲氏之前，或者说在河图、洛书出世前，我们的祖先早就世代相传八荒四极图了。因此，花尽心思，思考玉龟版上的孔洞数目以相印证于伏羲氏之后的河图、洛书之数，真是有点本末倒置。恰恰应当应当把玉龟版看作是河图、洛书之前身，才有可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8.《九宫八风》与凌家滩玉龟玉版
之前的研究，一般都认为洛书是《灵枢·九宫八风》的早期形式。[17] 学者们普遍都认识到《九宫八风》的天文学意义，更大于占卜术的意义。[18、19] 凌家滩出土的5500多年前的玉龟版（图3.图4），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凌家滩玉龟玉版，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以下几点：
1）这是5500多年前的文明，虽然当时还没有文字，但其形状、图形和孔洞的排列，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文字还没有发明前的人类，是以怎样的方法来记载思想和活动的。
2）玉龟玉版除了有天圆地方的形制，可以表达天、地，阴阳概念并不明确，或者说正朝着确立阴阳概念的道路上前进。
3）根据玉龟玉版的图像来看，5500多年前，伏羲氏似乎还没有出现，惶论神农、黄帝。没有见到象征阴爻或阳爻的图形。凌家滩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在1990年代的中美联合考古活动中，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发现17000年前的水稻种子，前者属于长江/湘江洞庭湖流域，后者属于长江鄱阳湖流域，都在长江中下游流域范围。因此，5500年前的凌家滩墓葬的主人，应当属于农耕时代。
4）根据玉龟玉版的孔洞来看，与河图洛书无关。上古传说黄河龙马出图（河图），洛水神龟负书（洛书），伏羲参照它们提供的数字，以制八卦。还有传说洛书更晚些出，在大禹治水时出现。大禹据此确定九州九野之分。看来5500多年前的凌家滩，河图与洛书还未出现，玉龟版上的孔洞与它们无关，否则那么神圣的数字还会不刻镌其上，以示尊重崇拜吗？
《周易·系辞上》第十一章：“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孔子的这段文字至少比凌家滩玉龟玉版晚出3000年，但为后人指出了研究上古没有文字时代文化的方法，那就是：天地、四时（季）、日月；这三者才是为上古之人提供法、象的最大工具。在这三者的基础上，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以定天下之吉凶”，是什么器物最可以做到这一点，以预测天下万物之变化呢？孔子说“莫大乎蓍龟”！
“蓍龟”作为一个词语，后人多用来指占卜，但在此处如果作为“占卜”这一动词来解释，就显得词不达意，上下不通，不是上文所说的“备物致用，立成器”了。因此，这里的“蓍龟”指的是蓍草与龟板，圣人利用或制作的占卜用具。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的，有学者早早就指出凌家滩出土的玉龟版是式占工具。这是在伏羲氏还未出现以前，长江流域先民的占卜用具。
除了式占用具以外，作者认为，玉龟版可能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实用价值，它是先民们的指向用具，或说上古先民的“指南针”。如前所述，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祖先，7万年前从非洲走出，逐水草而迁陡，历经千辛万苦，从北方和西方进入长江、黄河流域。北方的那一支，甚至一度走到了北冰洋，再折返南下。他们靠得是什么来指引方向？
人类社会，是经过了游牧时代，再进入农耕时代。游牧时代的先民是以判定方向为最重要的生存技能。农耕时代则知晓节气的到来，是最重要的生存技能，关乎一个家族的生存，而知晓节气到来，还是与判定方向有关。上古判断节气，是根据太阳与地球的视运动来进行的。所以，天文是人类最早研究的学问。四季交替，日出日落，夜间的星空，最早被人类认识。天周28宿，北斗阑栅，河汉灿烂，在夜间才能观察。但是，游牧时代的先民们，肯定是要在白天行动的，以免与夜间活动的猛兽们争夺生存空间，也更安全，否则人类可能已经进化为夜行动物了！在白天，只有太阳可以作为行路引导。首先，人类的眼睛不能直视太阳，其次，阴天雨天也要赶路，因此，游牧时代的人们必定有白天可以使用的工具。玉龟版就有这个功能。
凌家滩玉版的图形，最主要的就是方向，其图形所指的最明显的立意，就是“八荒四极”，其指引方向的目的非常明确。图中心是象征太阳的八角光芒，太阳与四极八向的关系以孔洞的多少加以辅助确认。同时，玉版夹在玉龟背、龟腹之间，体积更大，可以根据需要旋转玉版与玉龟之角度，可能还需要确定玉龟版与太阳的关系，才能更准确地达到指引方向的目的。作者甚至推测，玉龟较小，玉版较大，玉龟可能是放在玉版之上，而非夹在玉版之间的，这样玉龟腹突出部分，就类似于指针，随时调整指向需要的方向。
中国上古神化传说，黄帝与蚩尤大战，蚩尤作大雾，黄帝得九天玄女指导，制指南车，不受大雾干扰，大败蚩尤。如果那时有铁与磁有知识，肯定不需要指南车那么大，一点小小的铁块就行了。制作成车大小，说明之间关系较为复杂。极大可能就是战场上作战者必须运动，方向随时发生变化，因此，指向设置也要随时调整，“备物致用，立成器”就需要较大的体积。九天玄女必定是上古之巫师也，早就拥有玉龟版这样的技术传承。
充分认识到玉龟版的上述要点后，我们来看玉版的图形（图4），其方、圆形之间四个指向四角的圭形，象征四极；大、小圆之间八个圭形象征八方，中间八角形象征太阳，已经如上所述。如果把大、小圆之间指示八个方向的八个圭形变换成四条直线，对角两两相连，就是太乙九宫占盘的图形。如果把八个圭形的指向变换成八个圆形（宫），中心点形成一宫，就是《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的图。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时间表（除已知公元前173年制作太乙九宫占盘外，其它两个时间节点均为约略）：
5500年前凌家滩玉龟版→2500年前《九宫八风》→2200年前太乙九宫占盘
九宫八风的时间节点，是以《黄帝内经》可能的成书时间为节点，实际年代应当会更早些。排除河图、洛书对凌家滩玉龟版的影响后，可以更为冷静地观察思考玉龟版上的孔洞。
玉版更多的数字指向二，其次是五。出现在玉版两边的各五个孔洞，感觉更像是双手各五个手指。玉版上圆下方（天圆地方？），上下边孔洞为上九下四。其上九中，显然是故意将其中的两个孔洞做了特意的安排，中间者特别小扁，右上角的两个排布的非常紧密，其中之一明显小于其他各孔；下边的四孔，为两两一对，分置于两侧，有意空出中间部位，显然具有特殊用意。玉龟背（象天？）共八孔，龟腹（象地？）两侧各两孔，突出部位一孔远离其余四孔，似乎以代表太一，正在向外运动。
正如硬币设计，只要有一分、两分和五分三种，足以加减出任何一个数字。牵强地对数字进行计算，可能反而会失之偏颇。在5500年前的玉龟版上，我们只能以最简单的方式，来寻找其中数字规律。这个最简单，也是在玉龟版上出现最频繁的数字是2及其倍数。
《周易·系辞上》第十一章：“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玉版上对称的四极与八荒的圭形，圭状形中间以线条分为两瓣，每瓣又分四块，每一圭形中共包含八个方块，玉版中心是对称的八角形，下边象征地的左右两侧各二个孔，共四个孔，象征天的虽说是九个孔，但其中两个是半个（或仍指向八）；玉龟背上对称八个孔，玉龟腹上四个孔，加一个别有用意，特意突出的孔，以象征太一。与其他孔没有固定的关系。其突出部分，在转动时，可能具有指针，或指向的意义，与龟背、龟腹和玉版形成互动，代表新的意义或指向。玉版下边两侧各两个孔，中间明显留有空间，似乎是特意留给玉版上那个象征太一的孔的。如果龟腹空出部分象征太一的孔，正好移到这个位置，则形成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组合。这个关系，用现代数学公式代表，就是2n，则为1、2、4、8、16、32、64……。这样一个数学关系在上古可能不是没有流传的，十六进制是存在的，今天我们说的成语“半斤八两”就是其痕迹。
玉版的孔洞数字，没有直接与“三”关联的。而在《周易》及传统文化上，数字三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八卦以三爻而成，《周易·系辞下》第十章:“《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 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这与上引《周易·系辞上》第十一章显然是两种说法。上文讲的是，太极之演变，此处讲的是《易》之为书内容，前者引出四象八卦，类似凌家滩玉版之八荒四极，此处讲天、地、人之道，是三爻演义，最后如《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或者这是证明玉龟版要早于伏羲、早于河图、洛书的另一个证据，说明《九宫八风》与《易》之不同起源。
武家璧先生的研究，证明玉版确实是十六分制的。同时注意到了，玉版的四极八荒（四正四维）图形与太乙九宫占盘的背面图，以及《淮南子·天文训》的二绳、四钩、四维相同,因此与四时节气相关。[20] 以下摘录武家璧先生的研究结论：
玉版与日晷的对应角相差仅2. 70，且在日晷刻度的误差范围(1分=3. 60)之内，即两者以各自的整数单位来计算被看作是相等的，也就是说略去尾数玉版十六等分制下的10等份等于日晷一百等分制下的32等份。可以设想在上古没有尾数或尾数制不发达的情况下，两者在观念上被认为是等同的。
日晷的观测地纬度位置在燕山以北及内蒙古草原地区，它与日晷的两处发现地内蒙托克托及山西右玉的纬度位置比较靠近。中国先秦时代的天文官到达北纬420及其附近地区进行实地观测，是有可能的。
通过对含山玉版图案与日晷图案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玉版与日暑图案在结构上的相似性表现为其基本数据的同一性，虽然它们在等分圆周时的等份数目不一样，但在表示冬夏二至日出入方位的地平数据上是一致的。这种情况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掌握根据日出入方位来辨别时节的观象授时方法。
武家璧先生的研究可以证明我们之前的猜想：1）玉龟版不仅是占卜所用，还有更为重要的日晷作用；2）玉龟版是十六进制的；3）玉龟版的准确测量地在北纬420，我国燕山以北及内蒙古草原地区。武家璧先生是根据5500多年前的天象计算以推测出的测量地，如果能够知道这个玉龟版的设计与制造是在更为久远的时代，则这个地点一定还会移向更遥远的北方。
当然，不可否认，到了伏羲时代，河图、洛书出现，或者说新的文化涌入，碰撞，交流，混杂、整合，…… 新的数字代替，给予占盘以新的意义，伏羲八卦的时代开始了。但是，残留了之前的某些痕迹，我们证明凌家滩玉龟版是伏羲八卦之前的文明，而这一文明可能影响《黄帝内经》更多，或说就是《黄帝内经》最初的思想体系。
9.讨论
9.1 根据对安徽含山县凌家滩出土的玉龟版，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我们推论出《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与《周易》无直接关连，甚至具有比《周易》更为古老的源头。因此，《灵枢·九宫八风第七十七》可能是《黄帝内经》较为早期的理论篇章，或者说《九宫八风》图更早于洛书、九宫占盘，直接与五运六气相关连。
9.2 根据凌家滩出土的玉龟版的研究，其天文准线在5500年前的北纬420，相当于现在我国燕山以北及内蒙古草原地区，这一证据非常充分地证明了本书推论华夏文明的另一支，7万年前从非洲迁陡的，绕/穿过兴都库什山，到西伯利亚、北冰洋的那一支，南下进入华夏地区的。相信，他们在较北纬420更为偏北地区，就已经具备了凌家滩玉龟版的思想、设计，并加以制作。
9.3 1930年代，郭沫若对殷墟甲骨文的研究，直指干支来源为两河流域的黄道十二宫，暗示十二辰之输入或得其暗示而另行制定者，当在4200多年前。[21] 1940年代，竺可祯曾经对二十八宿的起源年代作过推算，认为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会合的最佳年代当为6500年～4400年前之间。由于没有文献依据支持，他对这个问题犹疑不决，后来甚至放弃了这个计算。近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赵永恒等人根据新岁差公式计算，发现28宿与赤道相合最多是在前6000年左右，认为28宿的形成和演变年代应该在公元前5690～前5570年间，“以二十八宿与天赤道符合的程度、月行宿度和对偶情况，确定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年代为公元前5670年左右。”天文计算支持二十八宿的建立应该在史前，而不是古代文献中有完整二十八宿名称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代。[22] 上述研究结论强有力地支持以上我们的结论。
9.4 长久以来，人类文化的研究者依据民间传说来推论上古的历史，但是原则是，殘简胜口述。《黄帝内经》的记载，太乙九宫占盘和凌家滩玉龟版，是本研究的重要依据。我们推论出了之前所没有认识到的结论。胜过那些根据神话传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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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医学与哲学》2017年第7期，发表时略有增减)
[1] 澳门基金会资助项目（1959/DSDSC/2016）：言而可知/问诊：《黄帝内经》理论与技术的现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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