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之重的消解——或许医学并不沉重
——《医学不能承受之重》人文导读（下）
社会与生活之重
引言
“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包含所有能够被想象的德行：爱、奉献、同情、同乐和共同追求。”
——阿尔贝特·史怀泽（《对生命的敬畏》）
“即使有益的发明，
也难以对抗愚蠢的陈旧偏见……”
——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卡尔格-德克尔《医药文化史》）
“为恶者畏人识，必有识者；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识者，谓之大恶；人不知者，谓之至善。”
——谭峭（《化书》）
医学之重与社会之重、人生之重环扣在一起。本章收入8篇不同侧重的文章，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阐述是医患纠纷、医患冲突酿成的暴力事件及其对社会的危害；另一部分探讨公民如何信任医学和尊重医生，医患关系如何调适，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病人，如何培育良好的生活品质、选择好的生活方式；同时通过几个生动的故事，教我们如何抵御健康迷信和“医学骗术”，学会科学、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学会健康生活，这该是健康中国每位公民的义务，是理应为社会分担的责任。
健康：完整人的整全性安好状态
什么是健康？健康不仅仅是医学概念或社会学概念，更应该是哲学概念。“健康是一种完整的人的整全性安好状态”这一定义，要比“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病痛，而是个体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完全安好的状态”的定义要简洁明确。1990年的修正又对原来的语词进行反省，强调了身心统一和社会感知觉的幸福圆满状态，成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这个比较规范化的标准。健康应该是人的生命机构的无冲突的平衡与和谐，是生活过程中能够实现体验的舒适与行为的自由。
有批评认为，上述健康标准是一种完美主义体现：它包含生理与机体物质主义、心理与精神、道德与法律方面的内容，要具有良好社会适应能力和基本劳动技能，甚至加添了“灵性的美好”，这个标准不仅可疑，甚或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的“活的”状态就是在不和谐与不平衡之中展开，而且是在痛苦或缺陷中表述生命的存在，真正实现这种天堂中梦幻般的健康是不可能的。健康可以说是一种感觉，一种个体的评价，是极其唯心主义的、属我的、短暂的或一过性的身心与个体关系的平衡。
养生：请远离“身体宗教”
人人渴望健康，惧怕疾病来袭，但很多人出于无知，往往堕入养生迷信或病态的“身体宗教”之中。这样的人，不检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错误的养生计划，而是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漩涡。
德国名医胡弗兰德(C. W. Hufeland,1762—1836)把养生学称为“延长人类生命的艺术”，这一与治疗学相对应的“艺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于健康和长寿的急切期望。养生学是预防疾病的策略和技艺，而且主要是面向健康人群的生活能力的培育，会遭遇各种伪科学与科学交混，也会遭遇为了牟利的欺诈。如果没有分辨是非善恶和真伪黑白的能力，很可能陷入背弃道德精神的骗局。眼下，这样的乱象依然作恶。而我们的身边，大有“意志薄弱者”，他们或是迷恋于某一种奇方秘籍，或是追求某一种气功易道，或是高价选购没有任何效果的卫生保健药械器具，如此等等。
导向虚弱的骄纵
也有另一种人，或是出于一种生活习性，或由于处于高度的生活压力之下，而赖于某一种有害文化产品刺激或借助烟酒等成瘾性物质的麻醉，来宣泄情感、松弛被挤压的神经，以此企望从心志的狭窄通向心志的宽广和气韵的松弛。由此，他们忽视了对自我身体的呵护和尊重。大哲学家康德的文字也许对其有所教益，康德写道：
“养生学必须不考虑安逸；因为对自己力量和感觉的这种照顾乃是娇惯，也就是说，它的结果是虚弱无力，以及生命力因缺乏锻炼而逐渐熄灭；就像生命力因过于频繁地使用而耗尽一样。因此，作为养生学原则的斯多亚主义不仅属于德性论的实践哲学，而且也属于作为治疗学的实践哲学——这种治疗术在只有人心中的理性通过一种自己给予自己的原理来控制感性感觉那种力量，在规定者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就是哲学的。”（《康德著作全集》）
本章中《电影<老炮儿》的‘健康硬伤’》一文，对嗜烟酗酒等不良生活方式进行了无情的批评，并细腻地分析这种习性对身体的危害。我们从文化上对嗜烟酗酒问题做一个概览。
就饮酒来说，酒的价值在于可以激活生命中坚不可摧的、充满欢乐的本性，从而掩盖悲惨的没落和生存的恐怖。它给人一种“形而上学的安慰”，成为生命的兴奋剂和强壮剂。
李白诗云：“古来圣贤多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诗人赋予酒以最高的文化礼赞。倒并不是仅仅为“兴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瓶”，而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文明饮者向来不囿于酒本身的麻醉效应，在于意指的远志与人的夙愿，在于真义与侠情。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酒精作用，很可能连续激起心理反响行为，富有感染力，顿时，万事万物都沉浸于极乐之海中，酒神精神和英雄的胆略、人性的冲动与觉醒的智慧，完成了一种彻底的融汇与混合。生命由于这样的一种燃烧形式，实现了生命伦理的意志。
医学上还不能完全解释人体在酒精影响下出现的各种异乎寻常的迸发性兴奋作用和心理宣泄效应。但是，酒驾、酒罪堪为社会的大害。大禹曾言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酗酒者无法判断自身行为是否有悖于道德标准，其所谓情感发泄，无法获得法律的辩护。酗酒可以导致多种疾患，如本书作者记录的案例，这是医学事实。有报告显示，俄罗斯每年有100万人死于酗酒，违法恶性案件也有90%与酗酒相关联，这是非常恐怖的。
酒是人类寻求精神愉悦与合理麻醉最后的方式，它不属于犯罪，但它对人性和社会秩序运行产生威慑，还偶或把人推向困境。对如此困扰予以道德化治理，应该是社会、医务人员、健康教育者与每一个家庭的责任。
而对烟民来说，烟草中的烟碱和其它元素为其制造了一种虚无的环境和精神的朦胧，人们在幻境中实现他筑梦的体验，在缭绕的幻影中了悟生命本真的律动，那种心身的休憩和放飞，给他一种现实中不曾经历的愉悦、快慰和自由。而这种简单的仪式又有别于其它毒品，它并不伴随那种犯罪感和灵魂救赎的心理，以最简单、便宜和朴实的生活形式，通达和完成所谓“神圣的和谐”。
一瓣心利，燃而为烟。烟是人与神的信使，烟是神的专利品，这对于东方人来说，不可谓不是一种极强烈的暗示。云雾实实在在给中国人一种飘飘欲仙的幻觉。由于烟草的奇异功用（最早恐怕是用来防蚊虫治病驱邪），关于烟草的亚宗教生活仪式就此诞生，并伴随着人类的生息，特别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化合与平复途径存在而发展。中华民族古代的焚香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吸烟同源异流。吸烟是人性宣泄、回归、免除孤独、建立对象化语言关系的工具；吸烟平衡心理、制造和缓的氛围、激发思考与创造性思维；吸烟有时具有作为沟通与伦理商谈方式的社会功能。
但是，尼古丁蚀骨慑髓，啃噬着身体并麻醉精神。生命毁损在连绵、缓和、平静的笑谈之中。中国是世界上烟草生产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分别占全球总量的1/3，有3.15亿多人吸烟，每年死于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达100万人，超过了结核病、艾滋病、车祸和自杀等死亡人数的总和。在全国每年新发的180万例癌症中，有1/3与烟草制品相关，每年直接的医疗费用超过230亿元。吸烟，看似是一种无足轻重的个人生活习惯，实际上却带来吸烟者与周围世界伦理关系的变化。如何避免以伤害自身的健康来间接地伤害他人和社会，是每一个烟民都应当思考的问题。这里关系到个人权利与义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而如何处理这种冲突是衡量公民个人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
概言之，个人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但也必须不可伤及他人和社会，有守护自我生命安全和社会环境的责任。
生命政策：为社会和生活之重减压
本章还收入了温岭事件与“哈医大血案”二文，两例恶性医暴案卷，具有代表性，触目惊心，我们可以从生命政治视角进行一次剖析。
生命政治理想指导的生命政策，目的就是为社会和生活之重减压。按德国经济与社会史学者鲁斯图的生命政策定义，我们应把注意力放在全体劳动者的生命状态上：
“一种生命政策，根本上来说，并不像传统的社会政策那样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劳动时间为导向，而是注意全体劳动者的生命情况，其真实的、具体的、从早到晚和从晚到早的生命情况，物质上和道德上的健康，所有权感和社会归属感，等等，……。”（ 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
任何一个国家都应把医疗卫生政策以及公民生命境况和生存状态作为一项最高的政治进行核心决策，并把生命的保障和人的安全视为所有政治任务的中心。“生命政治应该区别于过去的、外部能够感觉到的、强制性的、暴力性统治，是从传统的宏观的权力奴役和控制，转向个体、身体和生理机制的一种微观控制，我们也称之为一种微观的‘控制束’”（米歇尔·福柯？）。执政者的利益意识决定他们在施政过程中如何运用管理智慧，以何种方式和权重，解决普通民众的社会健康体质构建、科学保健知识教育、健康风俗养成以及医疗问题，包括对老人、妇女、儿童、弱者与病人的身体保护，以及关爱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政治技术。
生命是一种存在，伦理学是一种叙事，它能够陈述生命的过程和存在的意义，以及合理性、善行与合道德性。针对资本主义特殊的权力运作模式，米歇尔·福柯天才地提出了关乎人的、也表示平民的身体权利维护和生命健康、保健、医疗过程的权力技术道德评价，以及医疗管理体制与现代政治制度的关系。实际上，这一思想，引导了后来的生命伦理学的重生与繁荣。人类第一次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生存、性的权利、疾病治疗和健康保健、卫生环境等，与坏制度进行斗争，以及在各种权利的博弈中，追求作为平民应有的卫生权利。
生命政治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局，是以人类生命文化、卫生经济伦理和经济制度以及维护人类健康到需求和卫生保健的绝对权力为核心的创造。它既是“微观的政治技术和策略程式的总和”，又是现代社会制度的核心与灵魂，它以确保社会权力关系和整体的政治体制、连同任何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与机制为目标，实现对个人、集团，以及与医学文化、生命保全的所有相关的组织、国家机器、文化教育传媒机构，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多重控制。在此，由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实行一系列的合理的统治技巧和政治技术，以便解决所有与生命保全相关的事务。尤其是，要对医院组织和医务人员，进行特别的限制和勉励，采取尽可能的福利和自由政策，实现公民的健康和延长寿命的理想；要加添新鲜的生命科学技术并应用于身体的保全和生命的增强，以期达到最大的政治功效，从而稳定社会和维系现有的制度。包括医疗改革在内的所有针对人口、性与生殖、家庭保健、医院建设、医疗制度、社区卫生、食品安全、环境保护、衰老、妇女与儿童、残疾人照护等的议题，都包容于生命政治范畴之内，并作为国家理性最重要的部分。
呼唤医学人文和疾病文化教育
当下在中国大陆境内频发的的医学暴力事件，每一个都是个案，而连接在一起，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暴力冲突集合，客观构成反社会的生命政治弄潮与身体伦理的逆流。其中的一部分，是对社会变革、经济转型、人际关系畸形变异以及社会严重分配不公的暴力回应，值得我们深思和积极应对。
由于对传统文化过度颠覆，以及对真善美的普世价值长久地、习惯性地、运动式背弃，虽则民众艰苦地、理性地集体反省和自我拯救，但无法短时间重拾断裂的道德记忆，依然处于犹豫、纠结、探秘的民族信实的茫然中。另外，我们突兀地快速进入经济社会与物质主义的潮汐之中，金钱勾连了各种贪婪的欲望和攀比，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软化，道德自觉修养淡漠，知识更新与读书觉悟客观走失。这些导致病患缺乏基本的尊医和就医伦理品质，公民就医德性教育环节缺如，而个别医者物化和工具化于“人”。
医患冲突的实质是对生命政治结构，即医疗体制、机制、法制以及德制的挑战与申诉，是对中国现行医疗改革进程中伦理和价值判断的质疑，是对违背 “按劳分配”道义原则的制度的批评，是一种混合于生存危机、家庭破碎、社会保障漏洞、身体痛楚、精神变态、性压抑以及不平等的心理叙事与情感宣泄。作为医界，必须接受、思考与理解甚或包容这种现象，而不仅仅使用法治；学会如何积极疏导，我们才能够贴近医学真理。
当下，医患关系之间的传统文化模式已经被打破，新的模式与新的医疗秩序没有有效地建立，医疗以资本作为主体和全社会以经济作为发展的目标，忽视与冷落了医学人文教育和疾病文化教育。医患之间的交流不仅受到双方的个人历史文化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力量的制约。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是一种制度和一种空间的坚守，医院把病人的身体和感情强制性地关闭在一个非正常生活场景中，他们与生动的现实社会生活的阻遏和隔离，造成了病人心理上的对峙和压抑。我们要设法使他们始终处于温馨的社会怀抱中，恢复原有的社会生活空间，造就拟家庭化环境，真正地完成“解放病人”的人文理想。
健康生活：理性对待传统和流行
本书作者选择的医学生活故事与科普文章，潜藏着这样几个文化寓意和伦理提示，我们主要说说传统和流行。
传统。传统是人类永恒的、不可轻易改变的精神遗产和历史动因。传统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暗示和习俗，比如地域性的保全身体和健康养生的传统。种族、民族的传统根深蒂固，从自我保护的本能来说，它作为习俗一直在下传，是社会性的，更是自然化的；它是文化的、生物学的、历史的、天演选择的力量。
流行。流行和阐扬时尚有多种方式。我们存在的文化社会的全息化背境，有时是困境，因为媒介的善恶归属难以筛分，但它是改造传统、颠覆传统的很重要的一种文化存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剔除传统中不适应于新一代选择的那一部分，最后和当现代的文化流行的思想内核或结构语式相结合，铸成了此时此刻的新的健康文化流行。流行带有一种从众，一种心理的盲从，有时接受反向心理的胁迫，我们被裹夹在其中，难以摆脱。本书中谈到的“酷跑热”，很多保健、养生、延寿的流行样式和物件，或膏方、秘籍类产品等，都是如此。作为公民，应冷静对待健体文化信息和民间交流环境，应该学习如何正确守护身体、如何科学健体，掌握基本的预防疾病知识，抵御伪科学、健康迷信，拒绝病态养生方式。这是公民的基本品行与义务。
做一位有就医德性的病人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在医生尊重病人和家属的利益的同时，病人要学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在治疗的迂回经历中，磨炼自己的意志，遵纪守法，不负社会和医学或医生的文化期望，做一位有就医德性的病人。信任，是病人求医和治疗的道德基础。
对于病人来说，如何做一位模范的、好的病人，是与医生合作完成诊疗、早日康复的前提。病人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但不应无限地扩大权利，或提出不可实现的、无端的要求；求医就医同样应构建完整的伦理体系，不能任由身体病痛、震惊、焦虑、恐惧和痛苦驱使而采用激烈的行为，甚至将医院与医务人员作为宣泄的对象；病人应始终节制自己因创伤和病痛带来的愤懑，更应该加深对医生的信任；要体谅医务人员具有风险并繁重的医务工作，要尊重救护人员的劳动，并认知医学科学的有限性；病人要与医生一同化解自己的不幸造成的精神折磨，接受好的治疗，接受温情的安慰，接受和适应医疗的程序，并严格遵守医疗机构的科学秩序以及管理制度。
切记：节制和自律是人的一种美德。
(摩罗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