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曾把人生比喻成那浩浩荡荡奔流着的大江，人内心世界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一开始往往如那江心岛屿在晨雾和阳光中时隐时现。
整个少年时代，我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处于“哲学麻木”状态。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从小的思维方式就是常识的、直观的。作为常识和直观经验的总概括——传统的哲学，对我没有特殊的吸引力。狄拉克曾十分风趣地说过，自从我们把宏观的手指头伸到宏观的嘴里时起，脑子里就灌满了各式各样显而(3)易见的常识。常识决定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智，但也使人带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公认的错误和偏见。人们可以拒绝讲哲学，其中沉睡在以常识为基础的哲学梦中是最舒服和最难被唤醒的。
我的哲学意识唤起是朦胧的。初三那一年，有一次上哲学课，老师随便提到，有一位叫贝克莱的哲学家认为，石头的存在是因为你碰到了它。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这句话当时在我的心中引起的骚动至今记忆犹新。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论断荒谬绝伦，哲学居然是用于讨论这些根本不用理睬的荒唐的哲呓(我怎么可能想到，近三十年后，我居然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再次和这一论断作战，而且走出这一哲学的魔障是何等艰苦和需要科学的勇气)。另一方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地不安、激动。现在我才知道这原是一种只有对哲学家才要求的无畏和深刻的怀疑精神。哲学论断可以对也可以错，可以有意义也可以没有意义，但真假哲学的试金石乃是看它是否具有思想的大无畏和深刻的彻底性。然而，毕竟我还太年轻，哲学第一次来敲我内心的门时并没有把我从麻木中唤醒。在中学时期，我的整个兴趣都转到自然科学中去了。
其实，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如果不是内心的体验，那么所谓的理论思考和女中学生的寻章摘句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你只是去吸收被别人咀嚼过的思想中流出的汁液。哲学的启蒙要求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它，它要求理论家不仅用哲学来研究生活，而且要用生活来写哲学。而在“文革”以前要我们这一代人做到这一点甚为困难。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强大的传统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作为信仰来接受的。而且即使是这一哲学本身的精髓也被一层又一层嚼之无味的常识和说教包裹着，要燃起热情的创造火焰，无论是对于整个哲学体系还是我们的内心，都需要等待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的到来。(4)
莫泊桑讲过，普通人一般极少去想那些有关人生价值以及和世界观有关的问题，只有当死亡来临或平静的生活中出现重大变故时，麻木的内心世界才会受到哲学和宗教的触动，但那时往往已为时太晚了。因此，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对于一个老年人和正在成长的少年的心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正当我的思想趋于成熟，但还未成熟的关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如果没有“文革”，或者“文革”推迟在十年以后发生，我都只可能是一个科学家，而不会走上思考历史、人生和哲学的道路。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当时越来越紧张的极左气氛在我心中引起不安和压抑，但我仍然不顾一切在读英文，埋头于科学报国的梦中。1966年盛夏的一天，因为我偷偷地躲在床上读英文，结果作为白专典型被同班同学批判。由于学习科学的权利从此被剥夺，我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
人们常常把“文革”时期的青年学生分成三类，一类是积极参与者——红卫兵，另一类是运动的对象——挨整者，第三类是逍遥派。按这种表面的分法，我属于二、三类。但我认为，不存在精神上的逍遥派，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在精神上都是**的参与者，区别仅在于参与的方式。而我的参与方式很特别，一切事变在我的心中都变成了哲学。从此，我开始了那长达二十年的哲学沉思——最初从陶醉在思想解放中的欢悦之情开始，接着就迎来了漫长的苦闷和仿徨时期，它包括那一次又一次在非理性主义的黑暗中探索最后重新去寻找光明和理性的历程。
“文革”给我第一次内心的震动是那些我从小就被社会和家庭灌输的不可怀疑的信条的瓦解。从道德规范、理论体系、我所(5)尊敬的人物一直到社会秩序，一切都突然变得不堪一击、摇摇欲坠，原来那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被亵渎了。我不知道这种大动荡对一个中年人或老年人的影响是什么，但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十分怪异和理性的。虽然我的家庭以及我在运动中挨了整，但我并没有像一个正常、未经世事的青年那样惊慌失措。相反，我却从中领悟到怀疑一切的合理性。我好象从梦中惊醒，突然意识到以前不加怀疑就相信是一种混沌。当时，我的内心被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强烈地震撼了，我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中。
这种怀疑带来的独立思考精神促使我用整个内心世界去感受辩证法。我开始领悟到辩证法的精髓。以前虽然我也学过辩证法哲学，但是对那些无处不在的革命性原理却视而不见，这就是：世界从本质上是发展的，没有一种事业、一种信条、一种规范可以万古长存。一切处于永恒的流动、变化、产生和灭亡之中。所谓辩证法的整个哲学体系无非是对这个伟大、简单但又十分深刻的原理的表述而已。
当时我的思想并不足以深刻到去思考如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古代哲学支柱“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信念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会被以其相反的观念——万物是发展的这一原理所取代。我至今才明白，中国古代文化中道德理想主义的世界观支柱正是关于天道悠悠万古不变的思想。要冲破道德理想主义，世界观立足点发生180°的转向是可以想象的。其实，我自己当时之所以感到思想解放，归根到底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冲决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堤坝。当时我还不可能清醒地意识到正是哲学给我向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挑战的勇气，我只是深深地被这一伟大的思想所激动，感到只做一个好人而不去洞察宇宙之真理是多么渺小！我想到了赫拉克里特被放逐的命运，黑格尔面临的那个大变动时代一直到马克思对这一原理的正确阐述。我感到了(6)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变化的急风暴雨；每十年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变，使得那在民族苦难中寻找光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原理而接受了辩证法。而我无非只是这一系列先驱者的一个后继者。
总之，“文革”初期短短几个月，我所领悟到的超过了读几年书，我开始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走进哲学的殿堂。当然最使我敬仰的还是马克思。他第一个在那苦难的深渊中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洞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放荡不拘，一边喝酒击剑并和同学斗殴，一边探讨真理的那种不怕神威、不怕天堂的雷霆的精神使我觉得振奋和解放。
任何一种解放，即使它的后果是导致虚无，其最初阶段都是美好而令人欢欣鼓舞的。当时我心中雷声隐隐，自以为理解了辩证法的真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别人在写大字报，而我却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来读马克思的原著，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一直追溯到黑格尔。由于我经常在和同学的讨论中诉诸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在一段时间里，我被朋友们称为“金格尔”。其实，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我，除了对哲学和真理追求的满腔真诚以外，知识广度和理解深度是极为有限的。我只是被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所鼓舞，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我心中的追求，它代表了我对思想解放的渴望。很快，和整个红卫兵运动一样，狂热的理想主义的危机马上就来到了。
陷入黑格尔体系的泥潭
我认为，任何一种事业、运动，以至于社会形态的危机必然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危机，而且思想深处的危机意识往往出现在现实危机之前。虽然我并没有投入“文革”运动，但我的(7)整个哲学思想的转变都是和“文革”时社会变迁联在一起的。差别仅在于这一切只发生在我心中，在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我的内心风驰电掣。但在别人看来，我只是一个对运动漠不关心的局外人。首先使我深入到辩证法核心探索中去的是我对“文革”的迷惑。
直至今天，理论家仍不能对“文革”作出正确的解释。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最痛苦也是最重大的事件。它是中国社会寻找现代化道路以及追求它自身理想所经受各种转变中最令人感到迷惑的事件。作为处于当时革命中心地带——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又自以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我，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和把握这场运动。可我马上觉得自己所学的理论无能为力。一方面是急风暴雨般的运动，一个又一个的风云人物(包括理论家)倒了台；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在马克思主义和理想的旗帜下一些类似于迷信一样的东西正在危险地蔓延。当时我的反应是和今天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类似的：现实和理论之间总有一个不对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马克思那里去！
我发现，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他们大多来不及思考就被卷到运动中去，现实发展得太快了，他们又不得不用理论来理解并指导现实。结果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究竟理论基础是否扎实和正确，人们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发现这一点后，我决心一定要把最基本的东西搞个清楚再往前走。如果基本东西不搞清楚，我宁可站在那里不走。为此，即使我远远脱离现实也在所不惜。我渴望着真正的理解，而厌恶那种一知半解和假理解！我和几个朋友曾用这样的话自勉：“不要怕我们走得慢，我们会走得更远！”当时我已经感到自己并(8)不比先辈聪明多少，我唯一和他们不同的只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有可能利用这个时代为我提供的新知识把一些基本问题看得更清一些。何况当时我已经目睹了我前面一批批人(实际上是一代人)的失败，我强烈地意识到决不能盲目地重蹈覆辙。
当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希望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用自己真正领悟的(而不是从老师和书本中半懂不懂地听来的)辩证法方法重新去考察人类文明史，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这会决定我在今后二十年中最主要的工作，但无疑我已经看到，要理解今后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我最初只是想彻底学习马克思，真正理解并运用马克思成功地洞察人类历史的方法。当时我也并无太大的奢望，因为我丝毫不怀疑基本规律已被马克思发现，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演变的最终动力，我所想到的只是比马克思看得更仔细一点。我很快发现，要掌握这种方法必须去分析经典作家是怎样研究和解剖问题的。从反复推敲《资本论》第一章开始，我对这种方法有所领悟，接着我感到马克思在辩证法系统运用上直接继承了黑格尔。于是，我开始带着寻找方法的焦急心情进入了黑格尔哲学体系。
即使在今天，要用简单的一段话来概括什么是货真价实的真正的辩证法，指出它和为了考试而背诵的肤浅的辩证法有什么差异仍是困难的。但总的来说，凡对辩证法有造诣的人都承认，辩证地思考由两个基本环节组成，第一步是确定研究对像质的规定性，第二步是寻找这种质的规定的自我否定——即所谓两重性。因为发展原理在辩证法中占核心地位，而发展原理最终只是强调任何事物在其本质上是内在地发展的，发展的动力和方式来自于这个事物的内部，或者说来自于这个事物之所以使其为这个事物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因此，为了理解发展思(9)辨的辩证方法，第一步是寻找你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一旦解剖了这种质的规定性，特别是阐明了其内在的否定方面以后，那么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自然呈现在你的面前了。长期以来，辩证法哲学把马克思对商品的两重性的解剖当作思辨分析的成功范例，但要模仿着运用同样的辩证思辨于其它例子却是十分困难的。什么是“物自身”？什么是某物之所以使自己成为自己的规定性？马克思讲得很少，而黑格尔却讲得很多。1967年的夏天十分炎热难熬。外面发生着武斗，而我却躺在竹床上反反复覆苦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从思索桌子、椅子、热水瓶的质的规定性开始，到思考人、自我、社会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今天看来，我的这种苦思冥想的思辨有些荒唐可笑。但这种深入黑格尔体系的辛苦的经历至今仍是我宝贵的财富。因为，如果没有切身的体验，我不可能真正理解思辨哲学的妙处和它最大的弊病在什么地方，我不可能知道历史上的一些大哲学家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穆尔关于黑格尔哲学是不可能适用于“桌子和椅子”的这精采的评论，即使知道，我也许还会去寻找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因为，我始终存在一种信念，真正的方法论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于辩证思维，我当然也对它提出了这一赤诚的要求！长达一年的苦读黑格尔著作毕竟对我有所收获。我认为自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本质时用的那种十分困难的思辨。作为一个实际成果就是我写了一篇研究有关中国文明历史和世界文明历史对比的短文。这也许是我的首次习作。全文贯穿着思辨和方法的探讨，为了能表述纯方法，论文是用对话形式写的。
今天看来，这篇文章是十分幼稚的。它的基本观点和今天盛行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议论有很多类似之处。写完这一篇文章后，我并没有陶醉在其中，而是隐隐感到了两个问题：第一，(10)寻找质的规定性有着巨大的任意性，任何一个具体的研究对像总是包含着无穷的质，至于在这些性质之林中抽取哪一种质，往往有一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实际上，在每个人的下意识中总是隐藏着他希望得到的答案。这样就引导了一个奇妙的心理过程，虽然表面上分析的最后结果是从困难的辩证思辨分析中得到的，但实际上这个得到的答案却是他早已想到(或人们已经提出过)的。这就造成辩证逻辑很容易变成思辨游戏。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个性向共性一级级往上抽像的过程，寻找有关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和滤去问题的具体细节等价。每运用一次这种方法，有关研究对象就变得越抽像，这种方法的反复运用可以使研究者得到的是一种空泛的东西。当时我对科学要求理论不能逃避证伪还缺乏认识，但我不喜欢这种使理论越来越空洞的做法。从小热爱科学的我，一直十分敬佩的是那些能解释使人觉得神秘莫测事实的理论。
虽然我心中已产生了迷惑，但我当时并没有怀疑这种思辨方法的价值，我的目的是想使这一切变得完善和科学。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深陷在黑格尔思想体系之中。我觉得十分满足，一切思考在这里是那么深刻、迷人。思想每往前走一步，在这里是如此沉重和艰难。为了推动它，除了要哲学功力还需要你拿出满腔热情。确实，对于一个青年哲学家没有什么比一种燃烧着热情的理论探索更有魅力的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是一个又深又黑的岩洞，由于思想的深邃和为了深刻有意把思路搞乱的程序使得进入其中的哲学家会觉得里面幽深无穷，有时他们在原地兜圈子，但也会使他们误以为自己已走得很远。这个深洞是如此黑暗，以至于每个人迸发思想的火花去照亮道路时，这些瞬息即逝的亮光只能使探索者在岩洞壁上看到自己高大的身影。这些似乎是巨人般的影子会给人以鼓舞，使得一个人可以在这种(11)体系中耗尽生命。
对“彻底辩证法”的恐惧[在此，“彻底辩证法”是指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体系。]
在我的哲学探索中，那足以动摇我的全部哲学信仰的危机出现在1968年。这是我力图将辩证法贯彻到底时发生的。由于我对辩证法发展原理赤诚的信念(至今仍是如此)，于是我必然要用已经掌握的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将其贯彻到底。我从来认为，对于一个已被我所认识的真理，如果在整个理论体系中不将其贯彻到底，那么理论家应该为自己的伪君子行为感到羞愧。马克思那关于站在真理面前就如站在地狱面前的著名警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但一旦我诚实地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我发现，它会如不可控制的熊熊大火，将黑格尔体系和思辨方法烧得荡然无存。
辩证逻辑是为了表达事物由其内部发展变化这一最初要求而来分析事物质的规定性的。寻找质的规定性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发展的动力和把握发展的规律。因此，从方法论上讲，找到事物质的规定性后，为了表述发展，必须引进质的规定性的两重性，即它具有自我否定的要素。而且为了彻底，必须在任何一个层次的意义上，同时引进规定性的否定方面。1968年，当我顺着辩证逻辑的内在逻辑(如果它真有逻辑)走到这一步时，马上发现问题不对头了。因为如果真这么做，不仅用语言表达变化是不可能的，发展原理本身也应和它的否定方面共存，这样我们必将陷于绝对的概念混乱和虚无之中。例如，假定某物的规定性是A，这种质的规定性的自我否定方面是什么意思呢？人们常常将(12)其理解为A和非A共存。也就是说为了把握内在的发展，必须刻划一个由A向一个新的规定性非A转化的过程。假定这种新的规定是B，那么发展在这里可以看做从一种规定性A转化到另一种规定性B的过程。很多哲学家分析到这里已经满足，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辩证思维贯彻到底。因为从另一个层次上讲，变化A→B本身又是一种确定的规定性。这里变化过程本身是某种确定性，是某种不变的规定。这样我们用确定的转化过程A→B来把握变化，本身并不能说是具有彻底辩证法精神的。因为这里我们最终还是诉诸某种不变性：变化过程本身的确定性。为了表达彻底的辩证精神，变化过程本身的规定必须与其否定方面共存！这时，变化又是什么呢？它又怎样可以被把握呢？总之，如果我们彻底运用辩证法，必然把同样的分析——即对规定的否定引进整个哲学体系，最后一直到用语言表述层次。我发现，如果发展原理真的作为基本精神在整个辩证逻辑中贯彻到底，这个哲学体系中没有任何确定东西，甚至什么也不能说。不管你说什么，无论多么抽像，都要以某种确定的限定为前提。当时我对逻辑悖论会引起整个理论体系瓦解这一著名的结论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可以引进“不确定性”来科学地表达发展原理，但我已明显感到了思辨方法和辩证法的发展原理是不兼容的。在方法论上，彻底的辩证逻辑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抉择，要么不承认理论体系在其最高层次的框架上保留了形而上学，不能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因为，任何一个哲学体系要表达某种意义，总要以某一层次的不变性——确定性为前提，这种哲学就不可能是以发展原理——自我否定作为贯彻一切的精神的)，要么是一片混乱和绝对虚无，只要在任何一个层次的规定性上引进否定方面与其共存，那么这个体系中任何确定的东西都不会有，发展的内在大火已把思辨框架烧得干干净净。(13)
用上面这样一段简单的分析来描述1968年我所碰到的理论危机是言不达意的，毕竟整个辩证逻辑的展开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思辨过程中处处要求彻底和对辩证逻辑的忠实，以至于我用理论语言来描述那个时期我在哲学体系深处和方法论上碰到的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写下我当时的感觉。
整整几个月中，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把我撕裂开来。一方面我坚信辩证法核心原理——发展原理正确无误。另一方面，我又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展开人类迄今为止用于把握和表达发展原理的基本方法。而这两个基本支点居然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互不兼容。它们的冲突带来的危机并不如数学公理体系那样，只要我从中选择一个就能保全原有的方法体系。相反，这两个原则从相反的方向撕开原有的体系大厦，它们在相互排斥中不仅取消了对方的意义，而且在对方消失之后自己也失去了意义。发展原理如果不能用辩证逻辑表达，那么它本身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它只是人类朦朦胧胧的感觉，不能转化为思想力量。而辩证逻辑一旦不去把发展原理贯彻到底，那么它自己也无非是它历来攻击得最厉害的“形而上学”方法中的一种，而且是用假辩证法掩盖起来的一种！
我当时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整夜整夜地失眠，有时我差不多认为自己已经疯了。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只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震动！我是如此真诚地追求，几年来用整个身心去体验哲学，已经使方法论探索超过了理智和知识的层次深深地进入了我的感情深处，因此体系的自我悖论使我处于精神崩溃状态。
当时的大学生经常爱引用毛主席语录。有一段话我至今难以忘记，这段话的大意是，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之所以错误，这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人类近一百万年以来所知道的事实。这段话使我无畏而且乐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辩(14)证法给了我们和道德理想主义决裂并下定决心去探索新路的勇气。发展原理之所以是真理，无非它为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可是，追求思考的彻底性又使我发现，一旦我们企图用思辨方法来把握这一点，那么就会得到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确定的东西这个十分荒谬的结论。而事实上就连尼亚加拉大瀑布下乱溅的水珠，虽然足够混乱，却总有某种确定性存在。历来，辩证逻辑是用主要和次要，用折中的方法来避开这一悖论的。它们认为现实世界虽然处于永恒的发展的洪流中，但总存在着暂时的和局部的确定性。由于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讲折中、中庸之道与和稀泥的环境中，而这些东西在“文革”中造成一些人的懦弱和虚伪。使我极为反感，于是我拒绝接受这种解释。我坚信在这中庸之道的哲学幕布后面必定隐藏着某种黑暗，甚至是可怕的错误。
人们常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是彻底的辩证法(注意：我在此讲的仅限于辩证逻辑)却令人恐惧！只要用黑格尔的方法将辩证法贯彻到底，必然会得出一切都是虚无的结论。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种内在的方法论危机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引起和它将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们正站在悬崖边上，前后均无退路！一开始，我们由于不理解现实开始了一个回到经典作家那里去的运动。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退却，当用某种观点又不能理解现实时，我们尚可以承认观点还不够完备，但理论的基础是对的。甚至当我们在理论基础中发现问题时，我们仍可假定方法是对的。可是，当我们一旦在方法上发现体系的崩溃，那么我们将无路可退了。一场滚滚而来的虚无主义浪潮必将把我们这一代人吞没。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校园里散步(以逃避那通宵不停的大喇叭的叫喊声)，一位朋友问我未来前途如何，我们正好走进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我对他谈了预感：我们这代人也许将生活在思想的黑暗之中。(15)
由哲学向科学退隐
在一个人的青年时代经历理想主义的精神崩溃并非坏事，只要他是真诚的、无私的，青春具有足够的生命力以支撑那失去方向和灵魂的肉体渡过危机。1968年的夏天和秋天，我不得不每天游泳到精疲力竭，用身体的极度疲劳来克服晚上无休止的失眠。这一年夏天，也是北大青年学生风流韵事最多的一年，很多对运动感到茫然的红卫兵在未名湖边谈起了恋爱。我也经历了一次单相思的很快就失败了的初恋。我终于找到了在哲学理想破灭和失恋的痛苦中应做的事情。后来证明这种选择对我以后的道路至关重要，这就是由哲学向科学的隐退，我又回到从小向往的科学中来了。
其实，我一直都是两栖人。当我涉足于哲学和人文密林中探索时，心里下意识地总是惦记着科学。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有着对科学方法的好奇，记得有一次，一个亲戚来我家时，偶尔向我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的惊愕是难以形容的。我最有兴趣的是爱因斯坦是如何得到这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结论的！我马上找来了相对论的著作，想看个究竟，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学符号困住了我。我感到深奥的数学背后一定蕴藏着十分奇妙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我深陷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时候，我总是下意识地用哲学来理解科学，特别是我所不懂的数学。当时，摆在我面前有两个水晶球，一个水晶球似乎比较透明，我能看清楚，这是辩证法哲学；另一个水晶球表面模糊不清，这就是科学。那时，我曾不止一次用黑格尔的哲学来理解抽像代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如此，我仍坚信，只要看清一个水晶球，就一定能窥视到另一个水晶球的秘密。这样，(16)当1968年我重新把兴趣转移到科学中来时，对我说来，科学最重要的已经不是知识本身，也不是和某一门具体学科有关的真理，甚至也不是方法，我把它看做使哲学从困境中解放出来的武器。我定要去擦亮这个几百年来使人类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魔球，以照亮那个在我心目中已经变得混乱和昏暗的哲学。
利用自然科学成就来鉴别和发展哲学，这是历代哲学大师重视的，恩格斯曾把自己学习自然科学比喻成脱毛。我当时已经感到为什么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辩证法哲学家在这方面的尝试大多都十分肤浅，关键在于他们往往对现代科学最前沿的思想缺乏真正的理解。其中的理由也许是哲学家不愿意公开承认的，这就是他们不是嫌一门又一门的科学知识太琐碎，就是害怕数学理论的艰深。尤其是后一点对认识当代哲学思想的贫乏特别重要。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哲学家还可以用直观和常识理性把不断丰富的科学知识装到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口袋中，那么现在要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可能了。二十世纪科学的前沿最大特点就是它们不得不运用艰深的数学来表达基本思想。科学的前沿已远远超出了直观。而数学正好代表了在直观以外人类求实的创造能力的高度发展。其实，这一过程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已经初步显现。当黑格尔把科学甚至整个自然界赶到自己哲学脚注中去的时候，群论和非欧几何已经在构想之中。从小我就对伽罗瓦和罗巴切夫斯基十分佩服，特别是群论和非欧几何在量子论相对论中大显身手后。我深感今天如果我依然不能理解自然科学不可思议的思想方法，那么将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当时，狄拉克的话曾给我以很大刺激。他说：上帝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家，他用高深的数学创造了宇宙，我们在数学上不断地努力才得到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当时，我还无能力评价这种西方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传统的对错，但我知道，这是一个科学家(17)的经验之谈。以前我读不懂这些高深的科学著作时，就不由自主地回到上一个世纪那些我熟悉的哲学著作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可耻的逃避。我必须通过一个艰苦的自学过程以真正成为科学的内行。
1968年以后，北大已经出现了一股越来越猛烈的地下读书风气，但在公开场合学习业务还有被指责为不关心运动“白专”的危险。我却有一个相对好的读书环境。我从小喜欢画画，所以有幸进了北大美术队。美术队的成员来自北大各个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北大逍遥派中的最优秀分子。他们对朋友忠诚，对运动看得比较透，向往着思想自由。也许离开思想极为保守的“班级”，在一个思想相对自由的美术队呆到1970年毕业前，对我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极为重要。要知道，在“文革”的前期(1970年以前)，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运动，数不清的会议报告和活动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时的思想家即使有想法和目标也没有时间去展开自己的思路，因为革命运动使任何一个人都几乎没有空闲时间。美术队的任务是画毛主席像。画画使我们表面上对革命有所贡献，而大部分空余时间可以使我们用来读书和思考。甚至在朋友中对哲学和“文革”的合理性进行私下的怀疑和讨论，这在当时的北京是罕见的。
1968年的冬天很寒冷。为了怕被外面正在武斗的同学发现我们在读书，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呆上一整天。屋里冷得连墨水都冻住了，有时我们就烧一点擦油画笔的纸来取暖。然而外部学习条件的艰苦(从借书到找到地点和时间读书)比起思想转变本身的困难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十年以后我才明白为何从一个黑格尔哲学出发来理解科学的人会感到如此艰难和格格不入。其实那些看来深奥莫测的科学和数学思路本身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正是我们从小养成的错误的思想方法，而这(18)些错误的含糊的常识又经过具有不正确方法的哲学用思想的深刻作为理由进行加固，这往往使高明的思辨家在科学面前其蠢无比。我好象在一个又深又黑的森林中挣扎，这个森林虽然黑，但我十分熟悉，它就是我从小就习惯的常识的传统思想方法和黑格尔式的思辨。我在前方的远处看到一点光明，这就是科学思想和方法，我竭尽全力向光明走去，但不时被那些我所熟悉的树枝拌倒在地。我知道，呆在这个森林中是没有希望的，但前面的光明是那么小，那么远，可望而不可及！由于没有老师可以请教，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读科学名著，同时开始攻数学、物理和外语。从伽罗瓦的群论定律、黎曼空间、测度论以及集合论的基数等等，只要那些直观所不能把握的科学或数学思想都在我钻研的范围之列。常常我觉得似乎是懂了，但一放下书又胡涂了。然而我只有用科学大师的思想方法来纠正自己而别无他择。我经常捧著书在桌边睡着了，醒来后，擦掉那流在桌子上的口水，又开始沉到自学中去了……
在今天读者看来，我如此顽固地用是否真正理解数学和量子力学之类来作为寻找正确思想方法的标准，这是被人们批判的科学主义的迷信。一个以解脱哲学的困境为目的的人在科学学科海洋中淹得死去活来，这真是自讨苦吃。当今正来临一个以思想的多元为时尚的时代，人们总是十分轻松地由思想的多元合理性推出，各式各样认识世界的方法并无优劣之分，从而使当代很多学者已经放弃了不断使自己认识论武器变得锐利的努力。然而我至今仍非常感谢当时我那正确的直觉。那时候，科学革命对哲学和社会的挑战远未被中国学术界意识到，但我已隐隐感到，如果我们仅限于了解科学兴起之前的哲学，那么这种方法论的多元论确有道理。无论是基督教、佛教、中国的儒学还是禅宗，每一家宗教思想和哲学流派都必然有独自的不可以用(19)别的方法取代的思想方式。而一旦和近代科学方法相比，这些纯哲学思想中的方法马上黯然失色。至今为止，科学以外的哲学方法不得不在两个极端之间选择一个：如果某一种哲学方法是求实的和理性的，那么它最终必定是直观的和常识的。它充其量只能解释世界，而不能用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准确地推断经验和常识未曾感觉到的东西。相反，如果一种哲学方法，有超越直观和常识的能力，它必然是反理性的，甚至是主张荒诞的，因为它只有借助非理性之想象力来逃脱常识之笼。
从来，人最值得自傲和最有力量的是他的思想，思想可以使我们以一种风驰电掣的速度追溯整个人类的历史，思想可以使每一个渺小的个人成为实践着的整个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没有什么比思想能够不断超越自己已达到的成就更为激动人心和更美妙。但是非理性的哲学和超越不得不经常是错的；无论它多么令人感动。只有科学方法才破天荒地能将求实的理性与大无畏的预见和创见结合起来。因此，如果方法的最终使命是帮助人类认识未知世界，那么我十分赞同如下一句看来十分极端的格言：“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把我们引向失败，而把我们引向成功的方法只有一个。”
用几句话来概括在我思想中科学方法和思辨方法的对话、交锋、较量、最后搏斗的历程是困难的。甚至我连自己当时的感觉都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我感触最深的是：科学方法最容易引起一个热情哲学家反感。它似乎天然地冷冰冰，它要求理论如水晶般的明澈。这种要求如此严格，以至于在一个人的年轻时代就把人文和哲学爱好的人吓跑了，而使真正同时精通人文和数理的人极少！据说，有一次海森堡和奥本海默开玩笑说：科学是为了把一件复杂的东西搞清楚，而写诗则是把一件简单的东西搞胡涂(其实，深刻的思辨哲学也是如此)。他问奥本海默如何(20)把两者统一起来的？是的，科学方法和思辨的最大不同是：思辨是借助于情感和直觉以及语义在昏暗的概念世界里横冲直撞；科学则认为把那含含混混、模模糊糊的东西搞清楚才是最难的和最有价值的(即使是模糊数学，它的目标并不是如一些哲学家想象的那样是用模糊的思想来思考，相反，它是理解模糊，用清晰的概念来把握模糊)。在科学方法看来，思想是否有效和成功，它的全部秘密在于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些概念，一种框架，一种新的理解角度，使人类那充满生机和热情，然而又天然地混沌的思想，一下子变得如水晶般的透明！只有整个思想是透明的，它才有预见未来的能力！科学方法所做的一切归根到底是在人类那昏暗和充满激情的概念和感觉的世界中点起一盏灯。灯用它明亮的青色又似乎是毫无感情的光辉照亮了思想，这就是理性。
我感到科学理性之光慢慢在我心中出现，并开始扩大，我终于领悟到了一种和黑格尔式热情的思辨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在青年时代，我常常把思想干净而又清晰当作浅薄的代名词。现在我才懂得，如果仅仅在常识和直观经验的范围内，思想的清晰确实是微不足道的，热情的思辨往往更可贵，因为它总是企图冲出常识。可是一旦思想家的目的是探索未开垦的世界，那么那盏我们在黑暗中点燃起的理性之灯能照多远就成为成败的关键。辨证逻辑在评论某一种思想、某一个概念时坚持自己滔滔不绝的雄辩，在这里概念太绝对化了，在那里把问题讲死了，没有余地了。是的，这些都对，但这在科学理性看来，这是无谓的争论，好象小孩子和大人没完没了地纠缠。科学在提出理论之前已经承认任何一个概念(即使是经过科学千锤百炼的概念)都可能不全面，都可能不完全等同于真实。但思想的困难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怎样用这些人造的概念去架起理解复杂而奇妙自然现象的桥梁。理论成功与否的标准就在于它的构架是否美，是(21)否具有巨大的预见性，是否具有超出直观的经验的能力。
当时，正好我在一本科学史书上读到一段对牛顿力学的评述：上帝说，让牛顿去干吧，于是世界成为一片光明。我不由得为此感动得热泪盈眶。以前牛顿力学常常被黑格尔当靶子来批判，我也接受了这种观点。但是，牛顿以前那个混混沌沌的宇宙和有牛顿力学以后一切成为光明的宇宙是多么不相同啊！我第一次感到了无形的力量，这就是科学理性。它不同于青年的热情，而是一种深沉的自觉，一种宁静而庄严的追求，它用建设性的清晰的思想充满我的心。我下定决心，如果辩证法哲学是科学的，那么它必须彻底拋弃黑格尔式的思辨，而接受科学精神对理论构架的要求。
为了对几年来思想的转变作一个总结，我开始把这种看法写成哲学札记。这份札记断断续续，一直到1970年初才完成。它既是一个对过去思考的总结，也是一个改造辩证法哲学的提纲。在这份提纲中充满了对科学的人生观和方法论的信心。我相信，我已从黑格尔废墟中走了出来，虽然未来哲学的大部分面貌还不清晰，但作为基础的方法论已经在我面前出现了。
十分有趣的是，这份札记在我的几个好友中流传，正是通过它我和刘青峰认识了，并开始了我们的恋爱。也许读者可以在刘青峰的《公开的情书》中的男主人公身上看到这样一位自信而热情思考者的形象。
一个在科学神殿中平凡的科学家
罗素在谈到他早年进入黑格尔哲学的经历时曾说过，他告别黑格尔体系时有一种从监狱中逃出来的感觉。很多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时不由深有同感。当我在黑格尔体系中探索时，由(22)于我还太年轻，以至于天真地认为我一旦看出了这个体系的问题，哲学就有可能得到了解放。其实，这只是一个从未获得过自由的人在黑暗中的想象，一旦他真正获得了自由，骇人的空虚马上就来临了！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即将开始一个在我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最苦闷、最仿徨的时期，无边无际的哲学虚无主义几乎把我吞没了。
其实，这一阶段的来临是必然的，而我却没有精神准备。不要忘记，我是为了改造辩证法才去学习科学的，但是事实上，我的目的已经被手段所异化！当我理解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之后，必然在某一天会忽然发现以前我整个探索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的目标是虚幻的。我相信，在社会理想上，我们这一代人普遍经历过这一由狂热的理想追求跌入虚无的过程。对于我，无非这一切更彻底，因为它发生在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之中。
当时我已从北京大学毕业而分到家乡的一个塑料厂劳动。在这段时间，由于我认为自己已具备了足够的数学和科学修养和经受了科学思想的洗礼，于是接着马上着手来完成该做的一步：用科学来改造哲学。我一边思考和作笔记，一边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科学哲学、史学和经济学的名著。当时，我成了浙江图书馆和科技情报室的常客。由于我是一个工人，没有借这种内部书和外文书的权利，一次用别人的借书证让管理人员发现后，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虽然这一阶段的读书和研究比以前轻松自在，在我看来，最难啃的哲学书也比不上抽像代数和测度论之类，但我的情绪却越读越糟。读者可以想象，当我发现，我通过几年辛苦地求索搏斗而悟出的道理在一百多年前或几十年前出版的哲学书中已经写着时，这是多么令人沮丧！我发现，我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和西方主流哲学流派及思想界的批评惊人地一致！而我对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的结构必须满足的要求不仅是(23)科学家早就在做的，而且科学哲学家早就对此作了正确的表述并形成了很多学派。
据说，数学家阿贝尔有一次兴冲冲地把他早年数学研究的结果寄给老师，他的老师看了这些结果后对他说，这些数学定律早已被别的数学家发现了，他只不过独立地重复了前人的工作。我当时的心情比阿贝尔懊丧得多。如果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独立地完成了别人已经做过的发现，这至少可以证明他已经具有研究的能力，他只要再努一把力，就可以走到科学探索的前沿。而对于哲学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了。从一种哲学体系中的猛醒只能表明摘下了从小就带着的有色眼镜的偏见，而对于局外人可能只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而已！我发现，五年来我所走过的路是在重复历史上很多哲学家曾经走过的路，有的甚至是十分著名的成果，无非当时我不知道罢了。这一段时间的苦读给一直习惯沉于苦思冥想的我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我再次明白了我其实不比我的前辈聪明，和日新月异的国外学术界的发展相比更不知差了多大一截。不得不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下的我能想到的东西(如果它是对的)，别人也许早就想到过。这种不可低估他人的感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很多年后，当我在理论上真的有所创新时，我依然不敢相信自己真是作出了新的发现。
当然，那僵化、保守、使人孤陋寡闻以及思想不自由的环境所带来的学术上的自悲感并不是我感到无望的主要原因。我读到国外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大师对辩证法的中肯批评而感到我和他们不谋而合时，我总是急切地想看看批评后面又是什么。可每当我读到下文时，却总像是被一盆凉水从头淋到脚！在他们看来，辩证法大多是一种歧途，是一种古典的思想不成熟的错误，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承认形形式式其它哲学流派的合理性。特别是当我了解到黑格尔哲学在德国居然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德(24)国科学的起飞是和清算黑格尔体系联在一起时，我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要知道，虽然我批判黑格尔，没完没了地研究科学方法，吸收科学精神的营养，所做的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辩证法哲学寻找出路。现在，这等于说我的所有的探索都是虚妄的。我的自认为神圣并准备为之献身的理想即使不是一个欺骗也是一种幻梦。看来，我所应该做的不是去发展辩证法，而是像一度当过嬉皮士的青年那样浪子回头，再次回到西方主流的人们早已熟知的哲学中去！我知道，我的这些在哲学上感受到的东西或迟或早要被整个社会在生活上感受到，它等于宣布半个世纪来几代人为此奋斗的目标是徒劳的！我好象是一个当战斗被打败(其实，何止是被打败，而是发现战斗毫无意义)后立即被遗弃的战士，提着打得滚烫的武器，拖着快要倒下去的身体，却拒绝离开空无一人的战场。我不愿意接受理智的答案，我不愿意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化为泡影！
现在我在睡梦中还经常出现1970年那苦闷仿徨的情景。我一闭眼，耳边常常振响起那车间隆隆的机器声，每当夜班的时候，我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里捧著书苦读，有时在黎明之前，我爬到厂房顶上看着那明亮的星辰，等待着太阳的升起……，或者在上夜班之后，一个人骑车到西子湖边，望着那朦胧如烟的月光……，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又能做什么？
那时，“文革”已进入了它的后期，几年来狂热的革命运动已经使整个民族疲倦了。革命虽然在表面上还在进行，但秩序已开始恢复。每逢假日市民们兴致勃勃地准备食品，知识分子无事可做，他们不是热衷于带孩子就是偷偷搞点业务。整个民族精神开始陷于酣睡，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们将从昏睡中醒来，会发现过去的理想已一无所有……。
我青年时代的哲学梦就这样醒了。我总算明白了我不是一(25)个哲学家，也不会成为一个哲学家，即使成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在我青年时代，哲学不仅是人生的真理，而且还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总概括，现在这个梦已被粉碎。没有了哲学和主义，只剩下了一大堆问题。无论是人生价值问题，历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它们由于一下子失去了中心而变得各不相关，显得琐碎而渺小。由于对哲学的绝望，再加上感到那些洋洋万言而言之无物故弄玄虚的古典哲学著作的误人子弟，我竟极端地看不起哲学著作，并发誓自己今后也不要写超过十五万字的著作。
今天，一些海外学者常为我始终没有跳出马克思主义框框而惋惜，或一些青年认为我过于相信理性以至于陷入科学主义泥潭之中。显然，他们并不知道十几年以前，我的思想比他们远为激烈，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我对马克思主义抱尖锐的批判态度，甚至我还写过一篇数万字的艺术论文，以诉诸现代派和非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当时，我以为这辈子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缘了，甚至我已看破了任何一种哲学！但我并不知道，我青年时代理想的火焰虽然熄灭，然而不可觉察的火种依然埋在我的心中。很多年后，它们仍会燃起熊熊的大火。我将重新发现并肯定青年时代探索的意义和价值，并对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获得更高阶段的新认识。其实，我的探索生涯刚刚开始，只是我必须从在科学的神殿中做最平凡的工作开始自己的修炼！
那个时期，我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札记。我强烈地意识到，像过去那样一味地想大问题是不行的，我必须去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些小的但尚未解决的问题。一个思想家不仅需要思想，还需要解决科学问题的耐心、技巧和为思想发展作一点一滴的积累。如果在经过漫长的积累之后还能迸发起创造的火花，完成大的发现，这只能是天意，因为这一切太难太难了！过去几年和一个(26)已经幻灭的哲学体系打交道毕竟使我和那些从大学专业训练中出来的研究生不同，我已经不会因专业贡献而满足，我只是为了反抗虚无，甚至是抱着自己没有任何新发现的决心去研究各式各样的领域中的问题的。我的思想只是像一个成熟的蒲公英被旋风吹散了，落到了我感兴趣的各个领域之中。
1974年，由于刘青峰已调到河南郑州大学教书，我因照顾爱人关系也离开了工厂到郑州大学化学系任教。虽然学校也经常开门办学而且带学生下厂下乡，但比起工厂来我毕竟有了更多的业余时间。于是我开始了一般从事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很少有机会体验的时期：我已经不是以一个哲学家身份来欣赏科学或解释科学，而是作为一个平凡的科学工作者在大学和实验室做工作。这使我对科学有了切身的体验。
如果去查阅我在1976年以前发表的论文，大多极为平常，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它们属于科学领域中的常规研究。但是有一篇论文的写作却使我至今难忘，它是关于仿真移动床的数学模型的研究。当时我和我的合作者从未见过这种新式反应器，但是根据它的原理我们提出一个数学模型来研究它的行为，并推出它的一些特征曲线。其中数学模型和推导工作主要由我完成。在论文交付发表之前，我几乎是胆颤心惊地，小心翼翼地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推算。数学模型和数学推导本身并不复杂，可我没有把握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反应器，对于它的外形和有关数据我们都一无所知！但根据我们的模型是可以推知这一反应器很多特殊的规律，甚至给出了计算公式和曲线，它们正确吗？我十分真切地体验到，科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很大的不同是它的推论马上可以被事实证伪的！也许科学理论的全部价值(理论之所以不同于事实之总结)就在于它敢于冒这种危险。这的确对于我是一次考验。从此我开始体验到了科学方法的力(27)量，只要方法正确和模型巧妙，我们确实可以从众所周知的事实中推知出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可以预见！我决心在今后构造社会科学理论时去走一条运用科学方法的新路。
当时，我只是一个在科学神圣大殿中平凡的科学家，我欣赏那历史上科学大师伟大的创造。虽然心中也不时地涌起创造的冲动，但我深知，批判别人不对，在一旁指手划脚是很容易的，进行体系式思辨的空想也不困难，然而一种符合科学规范求实的创新，即使是点滴的新进展，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不敢奢望在科学上有大的发现，却深知一点一滴建设性工作的意义。事实证明，这种使哲学雄心受挫而进入一个庄严的集体向真理进军的科学兵营，对我今后的道路十分重要。我的一些重要工作，以至于被社会认为是我们的代表作的历史研究正是在这一时期成型的。
属于我自己的“控制论”
或许，读者早已不耐烦，想知道我和刘青峰从什么时候开始并如何进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研究的。其实，早在1969年末及1970年初(确切时间已记不清)，我读艾什比大脑设计时就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和周期性改朝换代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的想法。当时有关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已写在我的札记中，当然那时这个想法十分含混、粗糙。它和我有关“自我意识起源”、“时间的本性”、“哥德尔理论和矛盾论的关系”等等许许多多的想法放在一起，是我感兴趣并经常思考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真正将设想转化为一种严肃的科学研究，则是在和刘青峰结婚以后。
必须指出，和刘青峰结婚使我的思想发生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变化。前面我已讲过，我从小受的教育是十分传统的，我的很(28)多性格甚至连思想方式也是十分传统的，譬如在待人接物上旁人会认为我有很多儒生气质。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下意识的。除了上历史课，我从未象台湾或新加坡的学生那样接受过孔子和其它儒家经典的教育(一个从未直接学习儒家经典的中国青年如何会具有典型的儒生性格，这也许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我一直都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在大学期间和**的自学年代中，我的整个知识背景十分西化。像国内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样，我一直不特别看重中国传统思想。然而刘青峰在中国国学上的基础比我深得多。是她首先对我轻视中国传统提出了批评。她一方面对西方思想极其敏感，同时又对中国传统思想抱着深深的关切，这使我深受触动。在和她的不断讨论中，我猛然发现了我从未看到过的一个精神盲区。从来我都自以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起点开始进行探索的，虽然一度陷于哲学虚无主义，但我总十分自信，认为自己的思想从来不是盲目的。但突然我发现，存在着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重视过的问题：为何在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会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何在我和我的同时代人身上，传统的儒家精神居然是用马克思主义形式出现的？我发现，前几年中我苦苦与之战斗的除黑格尔哲学外还有很多中国人生来就具有的传统。我不由打了一个冷颤：原来，我自认为自己在哲学上和思想上具有足够的清醒的洞察力，并无所畏惧，但我一直没有发现自己还是生活在一个自己并非自觉的传统的阴影之中。我只是苦苦思索，我们这一代人要到哪里去，但从未想过我们为什么要奋斗、追求，我们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意识的觉醒。它促使我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待以前的哲学探索，我们马上感到这个问题，对即将来临的全民族的反省至关重大。如果说哲学的虚无代表了一个民族在(29)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目标的失落，那么探索意识的真正觉醒必然意味着这个民族将重新检讨那些在历史上形成的目标，那些被先人作为手段而又被后人误认为信仰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大多数陷于各式各样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他们迟早有一天会明白，整个中华民族是超越一切意识形态的。民族的苦难、追求和她走过的道路本身就有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它召唤着后继者重新认识她！她渴望着在这伟大的反省中焕发出新的生命！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肩上担子的沉重！我们在w革中的苦闷、觉醒和仿徨都意味着历史已经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我们应该比前人站在更高的高度上来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走过的道路。这样原来有关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的研究立即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当时，我们深感为了走得更远和更彻底，我们必须从笼统泛泛而谈地进行历史和文化的反省中摆脱出来，从突破一点开始。显然，风云突变的中国近代史开始于西方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于是搞清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就必须是进一步探讨的起点。我们把分析的焦点放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这一问题上。
表面上看，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而这个问题本身却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把从秦汉到清末这一段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就会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封建社会原是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概括。而且，所谓封建社会的长短必定要有一个参照系，为何我们可以断定中国封建社会较长呢？这里潜含着以西方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为标准模式的思想。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反过来问为何西方封建社会较短呢？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仍然是西方中心论式的。它有点类似于生物学家去考察为什么马的身子上不长着鹿的头。(非常有趣，当十(30)年以后，我们论文的发表在大陆思想界引起的讨论热潮中，这一问题是否具有科学性果然被提出来，很多学者至今还把回答这一问题当作没有意义，或认为是“张冠李戴”和“指鹿为马”。)虽然，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提法有不准确的方面，但并没有为此就放弃研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不准确的问题的真实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吸引中心，它无疑代表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的新反省。在这种精神下面隐含的是一系列中西文化和社会深层结构的比较研究。它包括社会结构的宏观发展是不是有规律可寻？引起中西社会形态和发展道路不同的原因是什么等等？从这些理论基本层次上讲，即使问为什么马身上不长鹿头也是有意义的。众所周知，居维叶正是从此开始发现生物身体各器官之间的适应性。因此，一个真正有眼光的理论家应不受这个问题表面上不科学的迷惑，而一眼看到它下面的实质。它只是一棵长在肥沃文化土壤之上的时代反思之树。正确的答案是去分析它之所以成为问题的社会历史包括方法论的深厚土壤。
当时，我们首先在研究中把问题交换到如下一种较科学的提法：为什么从秦汉以来建立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一直能保持到清末。显然，所谓超稳定系统的假说正是针对这一问题的。但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去探讨什么是社会结构以及引起社会变化的动力是什么，研究这些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十分基本的方面。
在大陆任何一个理论家，无论他研究的领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最大的影响也许都表现在经济决定论上。很多极高明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他们表面上可以否认自己的观点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但在灵魂的深处他们仍是经济决定论者，因为他们总是潜移默化地把经济因素看作社会变化的最深和最后的动因。是的，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决定论是一种深刻的学说，(31)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那错综复杂的行动和文化心理动机中发现隐藏得极深的经济因素是了不起的发现。无论西方史学家认为经济决定论怎样有失偏颇，三十年代后，西方年鉴学派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都和经济决定论思潮有关。但是我们当时已经看到，我们决不能把已经简单化为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因为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主张整体地把握人类文明史是互相矛盾的。我们认为人的任何一种社会行为必然是一个包含着经济、政治和文化要素的整体，即在人类社会任何层次的需求目的中，我们必然可以同时发现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各种要素的并存和不可分割。如果说，当历史学家在人类的政治和宗教行为中找到了那个时代经济动因，这会使他倾向于经济决定论，那么相反，当学者在一种被认为是纯经济行为中找到了那难以觉察到的文化和价值观动力，那么这必然会促使他倾向于文化和伦理决定论。但当时我们强烈地感到，在这个有机不可分整体中把某一类因素认为是最基本最终极的，这已属于上个世纪的思想方法。我们必须从中摆脱出来，整体地看待它们的关系。当时，由于大陆的资料所限，我们对韦伯和帕森斯的学说所知甚少。当然，这种忽略使我们研究的速度大大放慢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再次去独立地发现很多已被韦伯和帕森斯已经提出来的概念，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往前走。但是，即使我们当时熟知韦伯和帕森斯的所有著作，我们也不会轻易地同意他们的结论和方法，或认为为何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最早出现在英国这一历史性问题已得到解决。我们已从经济决定论中走了出来而无意再被吸引到另一种变相的文化和价值观决定论中去。
当时我们碰到的困难是一个两难的悖论。一方面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符合科学规范的社会分析必定是和因果关系(包括概(32)率因果)为基础的，我们不能逃避因果分析；但同时，我们已经意识到在社会组织演化过程中，经济要素和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必定出现互动，在这互为因果的互动中去追溯哪一个原因更基本和更终极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怎样用一种整体方法来把握这互为因果的互动而又不深陷到其中呢？这时，我的自然科学基础发挥了作用，我知道控制论、系统论从研究内稳态开始已经创造了一套有效的方法。这时我决定把控制论的系统成果引用到历史社会学研究中来。其实，在国际上，利用控制论和系统论研究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真正开始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我们的起步和国际学术界的时间不相上下，而且由于我们要解决问题的特殊性质，使得我们在一开始系统应用控制论方法之时不得不去马上发展它。
显然，探索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两千年停滞和其周期性瓦解又重建的关系，在方法论上必然存在着两个必须解决的环节。第一，我们必须指出这种社会结构是什么，保持它稳定的是什么机制；第二，由于古代中国长期来基本上处于相对孤立状态，每个王朝初形成的社会结构往往都是被内在因素打破的，我们必须去探索那些导致社会结构瓦解的内在力量。控制论和系统论所提供的方法只能解决第一个问题：即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形成稳态来解释社会结构的存在，而避免了诉诸于终极原因。但对第二个问题，现存的控制论和系统论方法是无能为力的。西方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正是在这里碰到困难。
我深感到在目前已有的理论中还缺少一种方法来解剖系统的结构达到稳态后，这个稳态又如何从内部破坏的过程。由于这个问题在我们研究中无法逃避，于是我们不得不自己从历史分析中去寻找和抽取新的方法。一开始，我们想用熵增加来概括一种已经形成的结构趋于瓦解的过程，但我们马上发现这一概(33)括不妥。因为在中国封建王朝后期导至原来稳定结构瓦解的因素，大多来自于这个社会维持其结构稳定的调节能力。这个发现使我们大为惊讶，我们决定用一个新的概念来描述这种过程，这就是有关一个组织系统中无组织力量增长的不可避免性。而且我们大胆猜想，在一切组织系统(包括任何一个社会结构)无组织力量增长是一个规律，它们是社会演化的动力之一。但在当时这仅仅是猜想，而没有找到除中国古代社会之外的其它证据。我们还不曾想到，从这里开始，我们所用的方法已经超出了控制论、系统论和结构主义，而开始向一种新的整体方法——研究组织系统演化的方法过渡。当时我也不曾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即在若干年后，我们从具体科学研究中发现的这些新概念将和控制论、系统论方法一起有可能为辩证法哲学的科学化起到核心作用，我有可能完成以前曾放弃的理想：完成辩证理性的重建。
但毫无疑问，当时我已看到控制论和系统论这些和电子计算器革命联在一起的新兴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特别它可以用来改进辩证法的很多分析，使其科学化。当时我曾向朋友预言，二十年以后，控制论热将席卷中国。当然我不可能预见到的是控制论热在中国的兴起比我预言还早了十年，而且我本人就是这一热潮的发动者之一。当时，我已经看到即将在中国兴起的控制论热和六十年代西方和苏联的控制论热必定是不同的。由于中国历史和现代化碰到的问题的特殊性，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时必定要经过创造性的融合，使得控制论运动在中国必定是一个新的创造，而不仅仅是传播。其实，这一过程正好也反映了我们对西方三论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和刘青峰在纽约王浩教授家做客，王浩教授了解了我们的历史研究后，一方面对我们的研究表示很欣赏，但同时又对我们把自己所用的方法归为控制论表示迷惑。普里高津的学生陈平先生对此也(34)大为不解。他认为，我们的超稳定系统和艾什比的方法是大不相同的。是的，这些评论今天看来很有道理，但是，他们不知道，十几年前当我们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时，并不是为了写博士论文。我们当时毫无在学术上建立一家之言的想法，只是一心一意想把问题搞清楚，而忽略了在整个方法的建立上明确区分哪些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哪些是自己发现的。我们只是不加思索地把一切归在控制论的旗帜下。其实，这已是属于我自己的控制论！
早在1974年，我们已经把有关中国历史的思考写成一份约7万字的提纲，实际上是一份备忘录(1979年后发表的有关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论文实际上是这份备忘录的一小部分)。当时，“w革”已经接近尾声，但河南郑州大学的造反派派系斗争仍很激烈。虽然如此，我依然十分怀念那几年的平静的隐居生活。这不仅仅由于我们有关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很多重要观点都是在那里诞生的，而且在这几年中，我们和一批探索中国前途的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几年，物质生活相当艰苦，肉是配给的，一个月只有一斤，还要去排长队。偶尔有老朋友从乡下来，带来一些甲鱼之类(这些东西当地人不吃，所以特别便宜)，和老朋友一边畅谈，一边用煤油炉烧甲鱼，至今还是难忘的回忆。我和刘青峰住在一座被称为红十楼的职工宿舍中。我们的邻居有火车司机、食堂炊事员和会计。在唯一的一间房子中生了一个火炉，冬天可用于取暖和做饭。楼后面有一座小土山，每逢五月，山坡上石榴花盛开，我和刘青峰经常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一边散步，一边进行热烈的讨论。我们总是把一些十分基本的问题和历史已有的答案拿出来分析。我们感到对一个已经通过几代人探讨的问题更深的答案必定隐藏在一般人从未想到的那些方面，这就是作为中国人对自己最熟悉的东西的盲目性。在人的内心世界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是最陌生的东西！我深(35)信我们的历史研究已经对中国社会的透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经常坐在床边的书桌旁，抽着劣质的黄金叶烟，看着窗外的柳树在寒风中慢慢变绿，我思考着问题，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哲学在召唤
在人的一生中，青年时代常如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它们往往一夜之间盛开。但中年的来临却是静悄悄的。当我们在春夜中久久不能入眠回味着正在消失的梦想，当我们在月光下田野中无休止地仿徨，当我们为了解决一两个科学难题苦苦思索的时候，时光流逝了，我们的头上不知不觉有了白发，年轻的脸上因热情和思想而刻下了皱纹，我们进入了中年。
中年人想起20岁时的狂热和那种走极端的偏激态度都会暗中羞愧，认为这是不知天高地厚、乳臭未干的表现。但今天我仍很难判断人到中年头脑冷静下来这究竟是一种觉醒还是陷入到一种作为社会中坚不得不具有的麻木状态(当然这是社会需要的)。中年人必须拋弃那些没完没了的幻想，不再去考虑那一辈子努力也回答不了的问题，而要真实地面对严峻的人生。中年人的生活就像在两车轮之间拉车的疲倦的马。他们即使没有目标，也必须在两条车杠之间往前走！车杠的限制就是社会的责任。这种越来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紧迫感，以一种缓慢但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发生变化。1974年后，我开始感觉到一种新的东西在我的内心萌发，而且越来越强大。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从青年时代追求宇宙的真理变成了追求中华民族的真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但十分明显的是，就在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过程中，就在我们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以及将它和西方乃至世界其它文明比较之中，我被我们(36)民族的历史深深地感动了。她的悠久，她的无畏，她的博大，她在历史上和现代化过程中的苦难都变成了对我内心的召唤！我突然领悟了一个十分简单但以前从未想到的真理，这就是：似乎每个哲学家是在追求哲学的真理，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最后所能达到的只是寻找一种民族文化的真理。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是由各民族组成的，人类的思想必然也是由不同的民族文化组成的。哲学作为一种文化，虽然力图摆脱某一民族文化的狭隘情绪和立场去进行超越，但是作为超越的目标本身却只能是从民族文化中提出来的。不同的文化对哲学提出的目标可以是不同的。而且哲学作为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方式，一个民族容纳自己经验的框架，它必然扎根于民族文化深厚的土壤中。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哲学家，决不存在脱离那个时代和那个民族文化的哲学目标。其实，我整个青年时代的理想，我那朦胧的追求，归根到底是在探索当代世界里中国哲学的出路。我的希望，我的破灭的痛苦统统来自于对未来中国新文化的渴求！无非我太年轻，把它错误地当作对抽像全人类真理的追求。
我开始感到一股不属于我的强大的力量灌入到我的心中，我的自信心开始恢复，一个似乎不能算是目标的启明星在地平线上升起。我虽不知道离目的地还有多远，但却知道必须从今天开始就要朝这个方向走去。是的，我们的先辈哲学家的一部分曾经把辩证逻辑的思辨作为他的思想方法，并把它和中国传统思想结合在一起。今天我们已经发现了它的疑难，但从中却得不到哲学虚无主义的结论。因为它并不意味着那些在批判黑格尔思辨方法基础上诞生的各式各样西方哲学是唯一合理的。是的，对人类思想歧途的认识可以是不分民族文化传统的。但在清算错误之后找到那个相对正确的答案却取决于哲学家要解决什么问题，它和哲学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因为，不同(37)的民族文化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我们当然要承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流派没有也不可能来回答历史对中国哲学提出的问题，并为它寻找出路。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我们本民族的努力，而我们这一代人是这个文化的继承人，我们是如此热爱我们的民族和体会她的苦难。
在这里，我丝毫没有文化相对主义的意思，也不是拒绝承认科学思想对人类的普适性。我只是想强调我的民族文化意识以及民族使命感的觉醒。我慢慢懂得了民族这个从小就熟知的词的深刻而沉重的含义。我通过千辛万苦才理解了为什么在近代史上，在风起云涌的西方近代思潮中，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会选择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在很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上会处于一种黑格尔式的辩证逻辑和中国传统直观思辨的奇怪混合状态。这只是我们的先辈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来改造中国文化使之现代化的结果，它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的哲学答案。一个时代先驱者探索所碰到的问题，甚至他们找到的解决方法不再适应今天，这一切并不能否认探索本身。对于思想家个人，对于理论和学派，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但对于一个民族思想变迁的过程是无所谓正确与错误的，正如天体运行的轨道、山崩海啸无所谓对和错一样。追溯一个伟大而永存然而却处在动荡中的民族思想，重要的也唯一有意义的是去把握它转化的历史，它所经过的阶段以及它未来的道路！它在任何一个阶段的困难和危机绝不是意味着过去的一切毫无意义，这只不过是表明民族历史已把过去作为一种必须继承的遗产交到她期望著作出新的创造的后继者手里！理解了这一切，哲学家就会从纯知识到纯理论的狭小探索圈子里跳出来，发现哲学的真正生命！
要知道，对我说来，这个转变是不容易的。至今我还不是文(38)化相对主义者，我拒绝躺在一切相对主义思想安乐窝中睡觉。特别是我从小生活在追求科学真理的环境中，由于科学属于全人类，科学的真理也是宇宙的真理。因此我总是把科学看做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别的层次的真理均从属于它。因而即使存在着民族文化的真理，由于它的低层次，使我一直对民族的真理缺乏足够的意识。其实，我一直没有发现，我的这种对科学和文化关系的看法，特别是科学和人生观的一元论恰恰是属于中国文化的典型心态。其实一个人只有献身于本民族解放的事业才能献身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即使在思想的范围中往往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祖父辈的追求和创造，我们父辈的继承和僵化，我们这一代的怀疑和失落，它们都将在中华民族追求自己出路的历史中得到自己应有的历史价值。
我不能用准确的语言来描绘我在黑暗中听到的民族文化的召唤，我想，每一个在苦苦地追求的中国人，每一个已经在生活中沉沦但又不甘心自己沉沦的人，每一个过去有过崇高的理想但今天又为找不到一种理想为之献身而痛苦的人，他们都会听到这种召唤。在我的探索中，一个新的时期将要开始。我即将告别那失落的非理性主义的时期。这时，虽然夜仍然是那么深沉，无边无际的黑浪仍在那里咆哮，但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使命的责任感以及对中华民族深沉的爱已在我内心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堤坝。我不能担保今后不再困惑，不再仿徨，但我绝不会再迷失了。因为我已经深知，在今后那壮烈的民族思想变迁历程中，意识形态的变换，一种定型的思想的生和死都不可避免。但这一切再也不会阻止我们去追求，我们可能不会把自己献身于一个具体的固化的口号和目标，但我们却知道这种整个民族的探索本身的意义将万古长存！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年时代是值得留恋的。虽然每个人的遭(39)遇都不尽相同，有的曾被自己同时代人斗争，内心的爱遭到社会的践踏；有的曾怀着赤诚的信念去批斗自己的父亲和朋友；有的病倒在看来似乎是毫无意义的长征路上；有的则在解放军农场那稻田的淤泥中渡过了青春最好的时光。和这些同龄人相比，我的遭遇算是命运之骄子。但是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这一代人深深地怀念。因为不论我们当时所做的现在看来是对还是错，是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我们是那么真诚，那么充满了理想，我们的青年时代是轰轰烈烈的！我们从肉体到精神都没有躲在安乐窝里。我们虽然失败了，但却勇敢地承担了失败的后果，虽然这一切最后的结果只是破坏！但我们用自己的青春证明某些东西一定是错的！我们推动了沉重的中国历史！当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就要告别这一时代时，觉得它特别值得留恋。为此，我和刘青峰决定写一部作品来纪念它，这就是《太阳岛的传说》。
当时正处于1975年海城地震之后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很多地方都处于一种大地震即将来临的惶惶不安之中。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将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预感。刘青峰和我就选择了以一个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地震预报站为背景写了一部长诗。当时我正好带学生去河南省安阳开门办学，我经常在夜阑人静之时，趁学生们都睡着的时候，打着手电伏在地上开始写下那从我心中流出来的诗句(因为我们睡的是地铺)。而刘青峰则在离我300公里外的郑州家中创造情节和人物。几天后我将我写成的部为寄给她，由她把这一切综合起来。今天，这部长诗似乎没有刘青峰的《公开的情书》发表后引起那么巨大的轰动。但在我们自己看来，它更有意义，因为它记录了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巨大伤创和那个在我们心中如不死鸟般的理想。读者也许在字里行间还能发现我对哲学的梦想。
非常有趣的是，在这部长诗中，我们还记录了对中国命运的(40)预感。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黑云滚滚，整个民族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我们同时代人纷纷估计中国的政局即将大动荡，有人还认为会发生战争。而我们则感到时代正在召唤着他的儿女，一种意想不到的结局即将出现，中华民族即将开始在她近代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时代。果然，1976年后，这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我的三部曲
一个人的内心历程是由感情和理智交织而成的，前面我只是描绘了哲学追求在我内心觉醒时的感受，而并没有讲这种新的哲学目标是什么。有一句古老的埃及格言说，当你喝了尼罗河的水，无论你走到世界哪一个角落，总有一天你还会回到它的身边。是的，一个旅行者一旦在青年时代时喝了哲学理想的甘泉，那么无论他今后在哪一个领域探索、耕耘，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使他不满足于他所涉足的任何一个领域而继续向前走。他走呵走，一直到某一天突然发现不知怎么地他又回到那个青年时代离开的理想身旁。我的哲学探索的重新开始正是如此。
1978年，为了迎接那即将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我和刘青峰放弃了大学的任教，调到了北京从事编辑工作。我不想多费笔墨来描述这旋风似逝去的九年。科学史家常说，新的发现从来是等待着那些有准备的头脑的。社会思潮的发展和它的思考者的关系也是类似的。现在当再次面临新的社会运动时，我和十年前大不一样了。我已经胸有成竹，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一种社会现象尚未发生前我心中就有了预感。这九年中，中国的思潮风起云涌，我们的工作繁忙而又紧张，我们发表了很多社会科学论文。其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引起了理(41)论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是读者所熟悉的，我想指出的只是一点，这就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有意识到该回到哲学探索中来。前面我已讲过，我已经放弃了成为哲学家的梦想，而只是切切实实地去提出并解决我认为有意义的社会科学问题。我知道中国哲学的大厦今后必将重建，但思辨式的空想毫无意义，重建要从制造砖瓦这些小事开始，我和我们同时代人做的一个又一个的具体研究就是在为这将来的大厦准备基础。甚至对于方法论，我也不愿意象很多人那样一开始去勾划一个大体系，而是更注重让解决问题本身来示范方法。读者在《问题与方法集》以及《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等书中都可以发现我的这种态度。我知道在任何研究中，我们必须深入进去！在这方面，我对学问有无价值的标准和有关领域的专家一样。但我和专家们仍有一个重大差别，每当我在某一领域作出一些被社会承认的成绩后，我的兴趣马上转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中了。不少的朋友同事(包括刘青峰在内)都对此大为不解。在他们看来，我在某一领域内取得的成就不过是成为专家的开始，我不该马上转入新的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就连我自己也为研究兴趣转移太快而苦恼。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什么，甚至以为自己不可救药，我不是专家也不可能成为专家！因为吸引我的只是思想，而不仅仅是学问！我的内心就像浮士德一样似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动力在推动着，有一个不知道的目标在召唤着我。后来我才懂得，我一辈子都不会以作为专门家而满足，召唤我的正是在内心长期压抑的哲学创造欲望。无论是在深入中国历史、西方社会、科学史还是认识论等具体问题研究中，在竭尽全力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的同时，我总是下意识地在检验着一些被我认为是可以作为哲学基础的原理。因此，为了更清楚地阐述在我心中逐渐出现的哲学目标，我必须先回顾一下那长期中断(但我下(42)意识的一直在惦记着的)的纯哲学思考。
我在前面讲过，1968年我在辩证法思辨方法中所碰到的危机，大约到七十年代中期，我脑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怎样克服危机，怎样正确而科学地表达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事物内在发展的方案。当时我意识到，辩证法的万物是发展的这一个基本原理可以用另外一条基础性原理来取代，这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背景。二十世纪科学思想最重要的进步是否定了十九世纪以前牛顿式的以确定事件为基本元素的构架，发现世界的统计的本质。很多原来被视为宏观的确定的性质其实只是不确定事件的统计平均。我意识到，辩证法将万物是发展的看作是最基本的支柱这一核心思想和强调世界本质上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思路是等价的。辩证法核心思想中第二个环节是事物之所以成为自身的规定性。科学地考察这一命题，它的更为准确的含义是发展的整体论。即当我们发现某物发展动因在外部时，这只是表示我们尚未抓到整体。一种正确的思考方法是重新划分系统，一直把导致发展的互相作用的各个部分都放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强调发展是来自事物内部，在某种程度上和发展的整体观等价。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定义整体。在辩证逻辑中所说的质的规定性，即事物之所以成为自身的规定性，这种概念在今天看来不符合科学分析的规范，我们必须用新的方法来定义它。当时我已经知道由于科学规范要求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因而任何理论分析必须以因果性和条件性为基础。当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变化时，变化又会被肢解为两个部分：变化的结果和变化的原因。但这种分析肯定不是整体的，它不能用自己说明自己。我发现，困难的实质在于：一方面不得不采用因果性，但因果性的分析又不能把握整体！这个悖论苦恼了我好久。终于在研究组织系统时，我认为找到了一种符合科学规范的定义整体的方(43)法，这就是把整体定义为一个闭合的功能耦合系统。对整体的每一个部分，都符合科学可证伪性规范，每个部分的功能和条件是符合因果性的，但由于各个部分是互为因果，这样整体可以自己说明自己。一旦完成了这一环，再把整体的分析放到世界不确定性背景中去考察(即考虑干扰存在下整体的稳定性)，我们马上发现了保持整体之所以成为整体的稳态机制，可以根据有无这种稳态机制找到说明某物为何能以某种特殊方式存在。而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引进的无组织力量这一概念可以刻划稳态机制是如何慢慢破坏的。这样一来，只要把这些思路整合起来，一个符合科学规范的把握事物整体演化的哲学成型了。虽然我早就意识到，如果我提出的这个研究提纲是对的，那么辩证理性可以拋弃黑格尔的思辨而完成科学的重建。但是，对这种分析具有多大的普遍性，我一直没有把握。在我看来，在各种领域中验证它的细节比去刻划这个整个纲领更为重要，至于哲学概括，我几乎不敢奢望。因为它要成为一种哲学构架，除了这一纲领在各个领域中得到验证外，它还要有能力克服辩证理性在其它方面中所碰到的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一条朴实而不复杂的思路具有这么大的生命力。
我们知道，辩证理性由两个基本方面组成，一部分是辩证法，另一部分是唯物论。关于辩证法所遇到的挑战我在前面讲得很多了，但很多人至今对唯物论在二十世纪碰到的挑战缺乏清醒的估计。我曾研究过量子力学(在大学中我还教过量子化学的课程和写过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我深知，在量子力学中，那种每个人觉得安全的唯物论已处于多么严峻的危机之中。存在就是被感知，这种主观唯心论在中国传统思想方法中是没有太大的市场的。无论是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在哲学著作中读到这种观点都不十分介意。一个正常的理性主义者常常认为这(44)不过是有关客观性定义不太严格准确，以至于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只值得听一听而已。但是，我知道当七十年代有关贝尔不等式的实验证明哥本哈根解释是正确时，这几乎等于说科学实验已经把人们直观上觉得可靠的唯物论证伪了！如果说辩证理性可以重建，那么我前面提出的那条从历史和方法论研究中得来的思路也要能解决唯物论面临的挑战！哲学的核心必须是像一颗宝石那样坚硬的多面体，当思想和分析从不同方面照它时，它都应反射出那统一的和谐的光芒。我不敢相信，我的这些哲学的直觉可能是对的，读者应该理解，当代人满足于做蚂蚁和蜘蛛的工作已经太久太久了。我们已经失去了上个世纪哲人那种力图洞察世界的雄心！
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哲学又一次不客气地来敲我的门了。当时西方哲学开始冲击大陆的思想界，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学说在学术界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潮。有一次刘青峰听完一位外国学者有关科学和哲学的学术报告回来后，她对我说：“我一直不知道科学哲学是什么东西，现在一听，其中很多东西不正是你以前经常讲的吗？而且我觉得外国人讲的东西有的还不如你。”刘青峰从来对哲学是不感兴趣的，以前每当我没完没了地向她谈起哲学时，她脸上会充满迷惑：这样想问题有什么意义。每当这种时刻，我们就把话题转到我们共同有兴趣的历史和文化中去了。而这次她无意识的评价引了我的警觉，我猛然感到是回到哲学中来的时候了！因为，这几年来一股越来越猛烈的非理性(甚至是反理性的)的潮流正在中国兴起，它日益引起了我内心的不安。我从来不否认非理性主义哲学(或反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当某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已陷入盲目的迷信时，非理性主义无疑是人类思想健康发展的一剂解毒药。甚至在任何一种理性的哲学占主导地位(45)的时代，有意识地让反理性主义作为补充，让它作为一种对我们已确定的哲学信念的怀疑，这对于人类不断进步的理智和良心的健全是十分有益的。每当理性主义是强大的富有生命力的时候，作为永不休止的怀疑精神的非理性主义必定是深刻的，富有魅力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另一种人生真理。因为除此非理性主义不足以和强大的理性对抗和共存。但是，在一个理性已经沉沦，人们在一片精神废墟中无所适从的时代，非理性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人心，所以它经常是肤浅的，甚至是可怕的。在人们没有真正尝到它带来毁灭性社会后果之前，每一个人都可以津津乐道地讨论它，甚至女中学生也可以以它为时尚。但是，如果一切正如非理性主义主张的那样，反理性主义真的自以为可以当作人类的精神的主体，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儿童为何需要长大成人？野蛮为何要被文明取代？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历史上的今天如果不是比昨天有所进步，如果这种进步不是一种理性的扩张，那么人为何需要认识自己和社会。以及为何要有一种超越直觉和感情的意识去反省自己的历史？
人之所以成为人，因为他的意识是整个人类的一部分，因此每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人都对民族意识和人类意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感到不论我的能力有多大，我必须再次回到哲学中来了。我们这一代人曾亲身经历了过去理性大厦倒塌的痛苦，没有别的人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能理解理性需要重建！是的，我们这一代人并不高明，也曾犯过很多错误，但是我以为，这一代人的最大的特点是无论大事小事，我们一旦有所意识，就决不逃避。重建理性哲学的大厦对于我们也许是一件不能胜任的工作，但如果没有人从今天开始去做，那么大厦是不可能建成的。
我决定暂时中断历史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把以前断断续续进行的哲学思考集中起来。我发现，一旦内心有了不管成功(46)还是失败都要去干的决心，那么原来认为那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并没有那么难了。山峰由于它的高度引起的眩晕从来只存在于山下的观望者的感觉中，而不适用于登山者。我发现，如果把观察者和他观察的对象看作一个耦合而成的组织系统，那么我在研究组织系统存在和演化中发现的普适公理同样可以解决唯物论遇到的挑战。我们可以精确地定义客观性存在的条件，以及给科学认识论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经过几年的思考，我自信已经解决了问题的关键。我决定把理性哲学的重建分成互相联系的三个环节来实现。第一部分是用不确定性概念来取代矛盾，以作为辩证法有关世界万物是发展的这一原理的科学表述。第二部分是建立一种用于分析有组织的整体为何能存在又为何会演化的方法。第三部分是用新的发展观和整体观考察人和他观察的对象耦合而成的特定的组织系统，研究客观性和科学认识论的基础。我把这三部分表达为三个哲学命题。第一个命题我称为发展的哲学，它必须从分析黑格尔的错误开始并在发展公理中注入科学规范。第二个命题我称为整体的哲学，它是研究整体和部分互相依存以及它怎样演化的方法论。第三个命题我称为人的哲学，它证明作为观察对象的客观性存在是需要条件的，科学是以人本身为中心，但科学以人为中心并不是客观和理性的消失，而只是意味着更高层次的理性的出现。
这三个命题分别相应着我的三本哲学著作，它们是我的三部曲。其中“发展的哲学”在1985年完成，发表在《走向未来》杂志第一期上，而《整体的哲学》和《人的哲学》分别在1986和1987两年完成。虽然这三本书互相独立，自成系统，但是读者可以发现一些将它们有机关联起来的基本公理的存在。它们十分朴素而又平凡，但构成了理性哲学的基础。(47)
知识、价值和终极关怀
我完成的哲学三部曲只是证明了辩证理性是可以重建的，而并不意味着我已经完成了理性哲学的重建。今天我依然如青年时代那样赤诚地追求真理，既无西方哲学界那种稍有新想法就标新立异地认为自己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的念头，也不害怕被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拋弃。我只是想如实地告诉人们这些思想的来源和哪些是我的贡献。
我认为，自古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有三个十分动人的基本猜想在人类哲学的长河中时隐时现。第一个假设是万物的动荡不已的变化观念。第二个猜想是整体观，大多数人生来是平凡而务实的，人最容易深陷到细节和琐事中去，因此警告人在进入人生和世界的森林时不要只看见树木。这就成为另一种动人的追求。第三个基本的追求是理性的经验论。自从人创造了符号并由这些符号发展成思想之后，动物就具有的那种通过试错法来学习的机制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直观的常识理性。人们相信基本经验的可靠性，并用一个不依赖于我们思想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来作为鉴别人类可以自由想象(也经常出错)的思想观念真假的标准。无论哲学在发展中怎样日益趋于专门化，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这三个基本的问题常如幽灵一般在各种各样哲学流派以及不同层次的哲学探索中徘徊。也许在它们每一方面的细节的深化中，中国古代哲学对这三个问题的讨论不如西方哲学。但是把这三个哲学命题统一在一种和谐的哲学概构中的尝试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内在追求。我并不是想用此来证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合理性。但是，无论我的答案和方法怎样超出了古典辩证法和唯物论，无论我的哲学(48)构架中吸收了诸如系统论，控制论、建构主义等新营养，不可否认的是我的哲学三部曲恰恰是回答这三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哲学命题面临的当代挑战的。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所完成的工作应该属于辩证理性的重建。
我的这种探索和追求，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不符合二十世纪学术思潮的时尚，但我在二十年的追求中，一直拒绝盲目地赶潮流，我仍坚持着我青年时代的理想，我必须赤诚地服从我自己相信的真理。
我不得不再三表明，我所发现那些可以成为今后理性哲学大厦基础的东西仅仅只证明辩证理性可以重建，我并没有完成理性哲学的重建，因为我所做的全部工作至今只属于知识论、方法论和认识论。而它们只是理性哲学的一小部分而已！傅伟勋先生把哲学分成十大层面的问题，从知识论、方法论开始一直到人生的价值以及终极关怀。实际上价值伦理行为准则、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才是哲学的核心。因此，说到头，至今为止我所做的探索对于理性哲学的重建来说只是一个开始。我已经走了二十年的探索之路，今天，当我进入不惑之年的时候，我面前展现出的仍是一个期待着我们去征服的心灵的荒漠。
我不得不意识到，在我的哲学研究中，一个新的阶段又将开始了，这个阶段和以前走过的路可能会完全不同，因为知识、方法、理性和价值与人生毕竟属于不同范畴，如果说以前我一直在研究科学理性本身，那么理性的哲学则要求我进入那理性笼罩之下的感情了。由于价值、终极关怀、人生的意义和伦理原则是不可能由知识和科学方法直接推出来的，因此今天很多人甚至怀疑它们是否属于理性指导的范围。这样当代大多数以讨论人生和终极关怀为职业的哲学家对方法论和知识论往往没有太大兴趣。关于知识论和价值论的关系不仅是当代学术界也一直是(49)我最困惑的问题。是的，如果在一个人刚涉足新领域时就知道前面的路是那么遥远，那片已吞没很多先驱者的泥潭正在等着他，他也许不会有足够的勇气去选择这条道路。只是我却无意站在我今天已经走到的路口停止脚步，使我决心向前走下去看个究竟的与其说是想看看科学理性和伦理与终极关怀究竟有没有关系的好奇，还不如说我不满意当代一些哲学家的不彻底态度。我认为在今天有关价值和知识关系的研究中，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做法存在。一方面有些学者轻率地宣布价值和道德与方法和知识无关，但是就在这些哲学家的著作中，我往往发现了一种过时的甚至是早就被证明是错误的知识和方法！
大约十年前(我还在郑州大学任教时)，我就接触到西方当代一些讨论人的哲学流派。对它们的价值论和人生观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有一点我却十分惊讶，很多二十世纪的新哲学思潮居然不得不应用黑格尔式的思辨作为它的推理工具。自然，我不认为价值和人生态度的确立需要知识论和严格的推理，但是毕竟很多人在做推理(有时是没完没了的推理)。今天，很多关于人的哲学流派一方面反对价值研究和知识论方法论有关，但同时又下意识地运用一种已被科学拋弃的错误的推理方法！这种悖论使我很不舒服，既然一些哲学家认定价值伦理和知识与科学无关，他们为何不干脆宣布自己的学说只是属于艺术和美学甚至是类似于新小说的范围，而硬要挤进哲学的行列呢？这种断然否决价值伦理与科学知识与方法无关的做法本身是否掩盖了他们在科学理性面前的自卑呢？
去年，我和刘青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一次和傅伟勋先生讨论这些问题，傅先生的一段评论使我很受启发，他认为，哲学未必需要象科学理论那样被经验证实，但哲学一定不能同科学理论矛盾，一定不能被经验否定和证伪。我认为，价值与(50)伦理和知识与方法论的关系也是相似的。人的任何追求必定是整体的，越是基本的东西一定越是具有整体性。人生观和终极关怀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安身立命的支柱，它是一种庄严的境界，一种最高的感悟，一种爱和创造力的源泉，它是生命的最终归宿，它必定是站在人类通过科学方法和知识铺成的大道登上那个最高山峰上所看到的太阳。也就是说，理性哲学的终极关怀、理性哲学的人生态度、理性哲学的价值不仅不能和作为方法和知识的基本的科学理性相冲突，而且是和谐地乳水交融，它们是一个宏伟而壮丽的整体！
一百多年了，自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失去自身的和谐，自中国人不得不寻找救国和自强的现代化道路时开始，我们的民族就在期待着一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灿烂光华的理性哲学。我们的民族文化就像一个巨大而痛苦的珍珠贝，她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她在摆脱自己身上那沉重的历史渣滓，她在艰难地消化由新时代科学发现而注入她体内的新事物。我毫不怀疑，在今后伟大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创造运动中，未来的理性哲学的明珠正在孕育之中。她正要求她的儿女注入今后可以成长成明珠的正确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的砂石。这也正是我认为有必要把我的哲学探索看作辩证理性重建中的理由。
人一过四十，生命的路已经走了一半，虽然联合国规定的年龄限又可以使四十岁的人还算青年而聊以自慰。但四十无疑是一个关头，迫使我考虑今后人生的路怎么走。
我深知时代虽然早就在渴望我们建立理性哲学的大厦，而至今为止大多数人仍在那里拆房子，我们充其量只是打扫着不断掉下来的碎石，而在奠基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少太少。有多少严峻的选择等着我们，我并不能期望能看到未来民族文化的落成，而且在研究理性哲学有关价值和终极关怀等重大问题上，也(51)许已不是我的所长，但是，我决心象青年时代一样听从命运的召唤，即使我自己无所贡献，我也愿意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成果来帮助后继者的攀登，我决不愿躺在学问的安乐窝里去逃避一个新领域探索者必然遇到的风险。在今天的时代，任何一个立志去创造的人都是孤独的。其实，一个真正想创新并认真地去告别过去的人往往是最不能适应我们面临的思想商业化的时代的。有一位朋友风趣地说，现在各种新思潮新人物是各领风骚三五天，人们崇尚新的思潮就像小姑娘喜欢新衣服一样。理论家热衷于知识表面的更新和哲学如走马灯般地换名词，只有对权威的藐视甚至是破坏才引起人们的喝彩，而理论家只要因为去思考大问题几年不发表文章就会被社会视为江郎才尽。
而我一直引以骄傲的是，除了同自己以外，我从未战斗过。今天我依然拒绝参加任何思想战斗，包括和那些批判我的文章商榷。我并不十分同意那在我青年时代被社会广泛推崇也是最容易吸引青年的口号：批判旧世界。我一直坚持认为，只有那些有助于创新的批评才是有意义的。我还如过去一样，深情地望着那过去曾经成为上一代人和我们青年时代庇护但今天已是一片瓦砾的民族精神，我既无意去加入继续对那些残存的断壁的摧枯拉朽的队伍，也不想追求西方最时髦的思潮！我伏在自己的宝剑上，只是想着创造——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我总想用自己的内心的呼喊来表达我对同时代人和青年朋友的祈求：让我们拋弃任何个人的高傲、文人相轻，拋弃意识形态的不同为我们设下的障碍，拋弃那些无谓的喋喋不休的争论，甚至去打破那本来只属于每个个人的小天地——专业的藩篱。因为我们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并处于同一种境地：一切都是为了中国文化的重建，让我们一起来创造吧！
1987年11月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