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阳人”对话吴秀杰——接近真相

胡敏仁

2017年3月24日《中国科学报》第1版要闻，发表记者胡珉琦写的《“许昌人”挑战人类起源说》文章，介绍吴秀杰研究员等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的、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的关于“许昌人”的研究成果。其中提到吴秀杰认为，目前的遗传技术手段，是通过现生人类的DNA变异程度，往前推测出古人类的历史。但遗传学家所使用的计算方法和模型一直存在争议，吴秀杰说：“重要的是不能被已有的观点束缚了手脚。”所以事实上还没有一种学说，可以提出足够的证据，把另外的学说彻底否定；尤其是在东亚，化石证据和遗传学证据之间还无法相互匹配。在她看来，古人类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证明一种假说，而是尽可能去接近真相。

吴秀杰研究员对此能接近真相吗？因为无可讳言，吴秀杰虽说他们的论文，本身没有涉及非洲起源说、多地区说或者折中说。但吴秀杰心中早就预存的是“多地区说”；也许这不是吴秀杰的错，因为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曾经研究过“资阳人”的老一辈人，也并不一定喜欢“资阳人”。为啥？

因为非洲起源说依靠的还不仅仅是人类化石的直接证据，例如著名的“夏娃理论”，是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几位科学家，利用线粒体DNA只有母体遗传，因而追溯过程最后导向一位是单一的女姓祖先。他们根据已知的线粒体DNA突变速度的计算，认为所有婴儿的线粒体的DNA向前追踪，最后追到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妇女，即所谓的“夏娃”。此外基因组多样性研究表明，非洲人在所有的现代人群中的多样性是最高的，并且有着广泛的群体分化，这个结果与人类线粒体DNA谱系根部，在非洲的结果也是相吻合的。上海复旦大学金力院士等科学家，正是通过此类方法实验检查，发现虽然目前为止，出现在中国境内的古人类，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现代人化石在演化时间分布上具有连续性，空间分布上南北都存在；且不仅如此，中国的古人类在体质特征、文化遗物上（如发现的石器制作技术）也是一脉相承的；但这一切体征，也与我国“资阳人”研究已有观点是相合的。

第一，“人类起源于非洲”说的DNA序列的特性，是指现代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而不包括地球上曾经生活过，后来灭绝的人类/。这里有一个把西南的蜀山之王贡嘎山，从远古“贡嘎山人”，搬到现场解释非洲多贡人，需要的“高科技”浓缩历程的探索。我国科学家考察非洲多贡人与巴蜀远古贡嘠山人的关联，不是因“贡嘎”和“多贡”在上古读音相近，而是用类似DNA序列特性的研究。

非洲多贡人，是马里中部高原地区到布吉纳法索边境，居住在尼日尔河河湾处的一个黑人土著民族，人口约有60万。多贡人大多数还居住在山洞里，没有文字，只凭口授来传述知识。多贡人玄学的思想体系，要比绝大多数的其他非洲民族来得更为抽象。这方面包括给自然物命名，以及仪式要在天狼星出现于两座山峰之间时举行。远古巴蜀智人也许在约200万年前走进非洲，就加入到人类及文明起源第一个孵抱期，与非洲多贡人的建设和杂交。所以非洲多贡人矮小，类似亚洲曾发现还生存过的印尼的一种矮人。

第二，如果科学认可约20万年前走出非洲有海路，那么印尼这一种矮人，即使可能其DNA有所不同，但也含有在约200万年前，走进非洲的远古巴蜀智人“贡嘎山人”加入到第一个孵抱期，与非洲多贡人的杂交的基因。只因海路迁徙中的曲折，印尼这一种矮人，没有能回到第二个孵抱期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经历再文明建设和杂交的历练。

第三，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在25000年前左右才灭绝，也类似印尼这一种矮人，含有在200万年前走进非洲的远古巴蜀智人“贡嘎山人”加入到第一个孵抱期，与非洲多贡人的杂交的基因，只因陆路迁徙中的曲折，也没有能回到第二个孵抱期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经历再文明建设和杂交的历练，因而在与现代人竞争中，不敌而灭绝所故。

第四，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因地质第四纪大冰期，是地球生物的一场自然大灾难，然而第四纪大冰川让人类的进化和文明分为了两个孵抱期。特别是第二个孵抱期，体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精神共同体的起源。这第二个的孵抱期，就是巴蜀盆塞海的蜀人移民或海归的后代，造就的远古联合国。这个由全球几十万年不断的自然大灾难，才自然产生的人类命运和人类精神共同体的远古联合国，也是产生的上古全球移民、世界贸易，以及神话与宗教文化，有相似的来源。其理想的大同世界和世界大同，也是后来类似共产主义的信仰，容易被感染的因素。第四纪大冰川在地球的几百万年发展中，温带地区非常寒冷，没有森林，一片荒漠。此时北京古人类即使进化到直立人，也在气候急变中，突然失去食物来源，加之寒冷等，或因饿死，或因与约20年前从非洲回归的“贡嘎山人”的竞争中消亡。

因为在约200万年前的巴蜀盆塞海古智人，不仅因他们早是来自青藏高原的雪山，有不怕严寒的基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最早吃熟食的古人，如吃烧烤的笋子虫。而烧烤的“苏、苏”声，使巴蜀盆塞海古智人兴奋得常学着“苏、苏”叫嚷。这是人类语言，起源原语中的一个集体语音。“蜀”人----吃“熟”食的人-----吃“苏”食的人----脑子会变得聪明的人----这就是类似联系最早的苏美尔人和最早最高苏美尔文明的起源----而“蜀”人、“熟”人、“苏”人，与“丝”、“瓷”的古读音相近----“丝”人与嫘祖养蚕联系；“瓷”器与陶器，联系盘古陶场文明大爆炸，等等。所以约在200万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降临全球后，聪明且耐寒的古蜀人，开始迁徙到非洲。因为此期间，只有非洲赤道附近的地带，才有绿州所致。当后来古蜀人的非洲杂交后代，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移民、世界贸易，以及神话与宗教等交流的领跑者，也是其原因的所在。

第五，近年发现的10多万年前的“牙齿化石”和“许昌人化石”，能被“现代人起源于7万多年前走出非洲的一位女性”之说所否定，其实证据就来自“许昌人化石”的发现和研究者。因为他们已经找到DNA证据对人类种属的特性分析。如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吴秀杰等专家说：“许昌人”是中国境内古老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后代，是中国北方古老人类与欧洲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结果。

第六，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多数人不喜欢非洲起源说，而偏重多地区说，也许不是他们的错。例如，把持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老一辈人的传统方法，不是基因线粒体的DNA向前追踪的方法，大多数人也不熟悉现代基因线粒体的DNA向前追踪的方法，而主要是人类化石的直接证据。再说我国建国初人才缺乏，请前苏联专家帮助塑造半坡人像。但直到我国改革开放，才允许不同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者，进入大陆考察古文明的研究。这批学者中有人指出，半坡人塑像属白种古人，我国学者还不以为然。到上世纪90年代，有美籍华人学者回国，他们再次指证半坡人塑像有错，才得以改变。中国有些权威学者爱面子，他们维持的不太真实的中华古文明历史研究的框架，是在国内外已造成“多地区起源说”要战胜“非洲起源说”的影响和冲突因素之一。人类学考古，专家容易牵涉有利益的学术拨款，掌权高层也易走偏，学术腐败也有多种的不同形式。

第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曾有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同志曾两次被打倒过。而正是新中国一解放，邓小平同志从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方向，领导发现了轰动世界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文革中邓小平同志被打倒，“资阳人”头盖骨化石的原件被弄丢失，也就不奇怪。如果“资阳人”头盖骨化石的原件，还保存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秀杰研究员何不拿去找北京大学教育部地表过程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的周力平教授，他是目前国内测年领域的权威。周力平教授的研究组能帮助把吴秀杰的“许昌人”头盖骨化石碎片，应用最新的光释光测年技术，从沉积物中分离出石英和钾长石两种矿物，尝试了多种测量方法，最终获得“许昌人”精度很高的光释光年龄数据的化石年代，被确认为10.5万~12.5万年前。如果有“资阳人”头盖骨化石的原件，周力平教授等一并测量确认“资阳人”出现的时间是否是3万年前还是7千年前？因为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人，很少再提“资阳人”了。《成都日报》2012年3月19日发表的《张圣奘 江陵才子掘出“资阳人”》一文中说，1953年张圣奘到北京参加中科院主持的资阳人头骨化石论证会，周恩来陪他去毛泽东家里吃饭做客，毛主席对张圣奘说，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国宝，他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的第三颗人头骨化石，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是很大贡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也许早忘记了。

第八、如果“资阳人”的光释光年龄数据的化石年代，被确认为约3.5万年前，是否和2013年中国科学家发现的田园洞人观点一致？因为2013年已经将含量仅占0.03%的田园洞人DNA，成功辨识并提纯出来。这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能够获得核DNA的早期现代人，距今约4万年，也被认为是比较明确的中国地区现代人的直系祖先。中国科学家分析表明，田园洞人只携带了少量古老型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DNA，更多表现为现代人的基因特征，与现在的东亚人种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这正说明“资阳人”与“贡嘎山人”在距今约200万年到约4万年之间，在东亚与非洲之间的去返来回，途中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曾经遭遇过的杂交，并与之混血，个体含有大约2%的这类人种的基因组序列，并不奇怪。

第九，吴秀杰研究员出生在东北，工作在北方，对类似四川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延伸数百里的大围坪地貌，没有直接的感同身受；以及类似榉溪河畔的天垣盘垭村的盘古王表石龟碑以及盘母石等文物古迹等为基础，与我国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巴蜀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揭示的“ 盘古-嫘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也没有直接的感同身受。而且吴秀杰没有参加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里，邓涛所长团队的青藏高原远古披毛犀考古和基因提取研究，难以理解远古西藏“贡嘎山人”与青藏高原远古披毛犀的联系。其次，吴秀杰研究员年纪不到50岁，没有亲身经历过类似文化大革命等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哲学洗礼，对产生的科学扭曲难以对比认识。斗争哲学只讲谁胜谁负，少讲公平、公正、公开。“重要的是不能被已有的观点束缚了手脚”，也并不是真理，重要的是要符合科学。人类非洲起源说，和人类文明起源于第二个孵抱期的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的统一，并不矛盾。多地区说正是这种统一说下因时间段，或者地区段的区别，产生的分裂说的实际表现。

第十、吴秀杰研究员自己也承认，他们研究“许昌人”，DNA提取并没有取得成功，也就无法从分子遗传学层面分析“许昌人”的基因构成，从而精确推测它与已知的古老型人类或者现代人的亲缘关系。在吴秀杰研究员预存偏斜“多地区说”的情况下，她不能把“许昌人”研究，与已有的“资阳人”观点作比较学研究，吴秀杰研究员的“许昌人”挑战人类起源说，她的这种参加学术争论，会是十分坦然？会是仅仅说明古人类学研究的有趣？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秀杰研究员，1968年生于吉林省四平市。1990年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90－2000年回东北，在吉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从事生物学教学，讲授动物学、人体解剖学及生理学；曾在白求恩医科大学基础部生理教研室从事神经电生理研究一年。2006年获中科院古脊椎所理学博士学位，并获中科院院长优秀奖。2004－2009年去美国，作过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佛罗里达洲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访问学者。2008年获中科院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优秀女科学家专项奖；回国到现在，历任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从事古人类学人类起源及演化的研究，具体包括1）中国早期现代人形成过程中的头骨形态特征的变异；2）早期人类脑形态特征及脑演化研究；3）中国古人类病理、创伤等体现当时人类健康及行为方式的化石证据。发表文章数十余篇。其次，还在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古人类脑的演化特点及其与认知能力关系的探讨”，院”中国全新世人类体质特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及科技部“中国古人类标本数据库”等项目。）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