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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将会太晚。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将不复存在。交通信号灯停止工作，车祸频发。红眼航班的旅客俯瞰的地面将突然漆黑一片。冰箱无电，食物腐坏；呼吸机不再运转，医院中的病人纷纷死去。罗马、苏黎世、欧洲、中国，整个世界将电力全失。

　　这是奥地利小说家马克·艾斯伯格在其2013年惊恐小说——《全球断电：明天将会太晚》一书中，所演绎的前景。这部800页的小说描绘了黑客入侵后，欧洲电网的崩溃。它令艾斯伯格，这位籍籍无名的作家一鸣惊人。该书长踞德国头号畅销书榜SPIEGEL数月；iBook将之列为2013年夏季“必读”的十本书之一；科普杂志《科学概观》（BildderWissenschaft）称此书为年度最激动人心之科学著作（Wissen?schaftsbuchdesJahres）。

　　艾斯伯格的故事萦回不去，颇具末日意味，它令人想起横祸（catas?trophe）一词的原意，一段突如其来，往往震人心魄的场景，为古典希腊悲剧所决意纠缠。《全球断电》发掘了我们时代的忧虑。它不仅在欧洲数国，而且特别在日本——这一最近为各种灾难所冲击的国度中，迅速获得成功。这部小说的成功并非仅仅因为其书名所传递的信息，它还是一个关于我们世界脆弱性的故事，一个距离现实并不遥远的虚构故事。事实上，在艾斯伯格撰写该书时，德国议会技术评估办公室正在讨论艾斯伯格所描绘的场景。更有甚者，历史上更为严重、更大规模的断电均发生于21世纪，其中之一发生在2012年的印度，影响人数共计6.2亿。而2003年北美断电造成的财政损失则高达60亿美元。实际上，在科学团体的评论者眼中，艾斯伯格的反乌托邦小说中所描述的黑暗场景中的很大部分都是可信的。换言之，艾斯伯格的小说并非仅是对我们时代的错乱定位与恐惧的表达。它阐发了在真实生活中急速升级的失败与崩溃的风险。

　　有趣的是，自千禧年过后，书店、音像店中充斥着展示极端脆弱性与末世场景的书籍，而电影如《后天》则掀起全球票房风暴。所有的故事都明白无误地传递一个相似的信息：我们很天真，天真地相信这个世界很安全。它们都讲述着关于疏忽与错误的安全感的故事。在那些关于脆弱性的故事中，那些我们给自身带来灾难的故事中，没有任何可供避难之所在。

　　我们对这些故事的文化迷恋从何而来？

　　我们的恐惧从何而来？

　　我们的世界究竟几多脆弱？

　　可持续性社会与思考究竟能否存在？

　　而可持续性思考是否能够应对这些脆弱性，从而帮助规避灾难？

　　这些是我所询问的问题。我想自普罗米修斯开始，那位为人类从神祗处窃来火种的伟人，或可成为人类核心困境的完美符号。作为对其偷窃行为的惩罚，普罗米修斯必须日复一日地承受老鹰自其不死身躯撕裂其肝脏的酷刑。这位伟人的故事提醒我们将某些正能量的东西，如火种，以及它所实现的舒适与技术进步带给人类，可能有其消极的一面。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是一个关于风险与脆弱性的终极故事。

　　普罗米修斯神话年代已远。它说明，在人类趋向大胆冒险的冲动中，可能有某种生物学或人类学的东西在。因此，在我探讨其文化背景之前，我想先询问自然科学家将如何解释普罗米修斯综合症。

　　2007年，德国生态学的元老级领军环境科学家——沃夫冈·哈勃（WolfgangHaber）在北京召开的生态峰会上，面对一批国际听众发表演讲。该峰会的主题为“生态复杂性与可持续性”。在会议中，哈勃指出，来自生态学的教训（后来他将之称为“不容忽视的真相”）“证明150万年间的人类进化一直采用一条生态学意义上错误，甚至致命的路径”。如同所有其他生物体，人类遵循其生存直觉，为“竞争，这一地球生命的普遍组织原则”所驱动。它允许人类扩张并且繁衍。它为其带来舒适。但是它也同样令他们犯下“进化错误”，从而使他们变得极度脆弱，将自身带入他所谓的“生态陷阱”（ecologicaltrap），包括能源陷阱、食物陷阱与工业陷阱。

　　当人类开始从非洲向全球移民时，他们所携带的最为重要的东西便是火。火和烹饪比任何东西甚至比语言更能够定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慢慢地，因其可以作为建筑材料，特别是能量来源，我们和木材形成了一种越来越紧密的关系。然而随着人类发现燃烧木本植物能够给我们燃料，我们对这种自然资源产生了不可逆转的依赖。这是走向能源陷阱的第一步。每当有一种新能源发现，不管是泥炭、煤炭还是石油，我们就在这个能源的陷阱里陷得越深。所有这些，虽然给我们带来生活的舒适和进步以及移动的便利，却也引发了更多更严峻的环境问题。

　　如火的发现和使用一样，人类向农耕的过渡使其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人口数量也随之有了稳定的增长。然而，随着“原始、未经改造”的自然的减少和其向耕地的转变，出现了新的阻碍和依赖。人类的饮食不再来源于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而是依赖于数量不断减少的几种作物和牲畜。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种植高产品种作物的趋势，植物和牲畜的多样性不可逆转地丧失，速度空前。可食用的植物有25万多种，人类今天食用的不足200种。世界上超过75%的食物仅仅来源于12种植物和5种动物。很多我们所依赖的作物如咖啡、玉米、烟草、茶叶、水稻、小麦、棕榈油和大豆都会引发水土流失。现代社会大型机械和杀虫剂的使用使得地球大部分脆弱的表层面临危险，遭到破坏，而这些表层孕育了生命。实际上，一半地球表层土壤在过去的150年中消失殆尽，这些表层土是一个支撑着无数物种繁衍却也脆弱的生态体系。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17世纪末18世纪初煤炭的使用，我们进入了第三个生态陷阱。大规模开采煤炭，到后来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能力，加之内燃机和电力网络的发展使人类的居住地变得更为宜居。他们（为一部分人）创造了巨额财富并且激励了新型的资本密集式的收割、采矿和农业生产的方法。随之发生的是帝国主义扩张。作为殖民者和侵略者，欧洲人向世界各地扩张领土，只有中国和日本例外。扩张和引进从汽车到无人驾驶飞机的技术的先决条件都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存在，这就将人类带入各类生态陷阱，我们今天还在承受着这些生态陷阱的作用和影响。它们包括土地景观的变化、空气污染、大量的废物的存在和气候变化。

　　每每发生社会转变，不管是从狩猎和采集到农耕的转变，还是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变，人口都会继续上升，且速度越来越快。伴随着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和看似取之不尽的廉价能源的存在，我们的人口从1800年的10亿增长到1930年的20亿，1975年增长到40亿，今天已经有70亿。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我们星球的广袤陆地发生了前所未闻的变化。人类改变了地球上超过半数的土地，只有46.5%的如北极地区、荒漠和高山等土地未被开发。我们地球上只有5%的大型陆栖脊椎动物是野生动物，如狮子，斑马和犀牛。其他的都为人工养殖，如山羊，绵羊，猪和牛，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智人，这些生物占据了地球上三分之一的生物量（bi?amass）。人类数量的增长对地球上其他生物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对大量动物及其栖居地影响巨大。人口的增长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密不可分的。若是用图表显示，所构成的曲线一度增长缓慢，但是在近几十年急剧飙升。一些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在她关于第六次灭绝的著作中预测道，在本世纪末地球上将有50%的物种灭亡。此外，我们的地球越来越多地充斥着人工合成物质。我们培育出来作为食材及其他专门用途的动物当然是如此，从“超级奶牛”到人工养殖的鱼（它们大多数充满了抗生素），从细菌到昆虫幼虫。我们给大多数农田喷洒施肥的物质也是人工合成的，常常还是有毒的。由合成聚合物制成的塑料现在在海底和陆地的沉积物中被发现，对地表产生经久不衰的影响。若我们把我们日常使用的全部塑料袋连接起来，它们的长度足够绕赤道14周。更毋庸提我们用钢筋混凝土为自己搭建的栖居地，我们驰骋天下依靠的交通工具，为我们生命提供能源的电力网络，我们日常生活活动依赖的、需要大量重金属作为电池和电子材料的卫星、手机和电脑。我们对于合成物质世界的依赖使我们脆弱，因为一旦崩溃，后果不堪，这些物质还破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意识到了我们对于环境的深远影响，学者们开始把我们星球历史上的新时代称呼为“人类的时代”，“人新世”（Anthropocene），其中最为著名的学者便是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它蕴含的意义是人类最近的活动对自然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火山爆发、海啸及地震的影响还大。这一概念的有趣之处就是它在短时间内流行起来，在文化、政治领域，跨越了每个学科和次级学科。我认为，对此概念的痴迷正是我们恐惧的表现。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今天所恐惧的事情和现代早期所恐惧的不同。我们不再恐惧山岭的荒芜，大海的湍流或者猛兽的入侵。我们“驯服”了自然环境，消灭了野生动物或让它们在一定的较小的范围内活动。我们今天的恐惧，如艾斯伯格的“全球断电”中所展现的场景，与以往的恐惧是不同的。在设计、开发和改造我们的居住地过程中，我们开启了数万个潘多拉的盒子。我们恐惧的是电网的崩溃，不可再生能源的枯竭，沙漠的扩张，岛屿的消失以及空气和水污染。

　　这些恐惧是我们人类对自然施加威力的结果。我们担心的是我们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行为也让我们深陷困境。看似自相矛盾的是，我们担心的既是我们能力过大，又是我们面对自身能力过大而致失控的无能。地球上没有哪一种生物比人类能够更加善于争夺栖息地和自然资源，但是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成功代价很大。我们其实是脆弱的，或者用普罗米修斯故事里的话讲，我们承受着持续不断的煎熬。

　　我们的恐惧折射出这样的现实，我们引发了我们周遭世界的巨变，当我们希冀着得到更多安全、食物保障和舒适生活时，深渊或者说生态的陷阱正在等待着我们。有时我们把头埋在地里，佯装一切安好的样子。比如，北京的空气质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为空气污染物的排放者。但是这与它是国际市场的生产地关系很大，中国20%以上的空气污染是由于中国向美国出口加工产品造成的。通过将危险移嫁国外，我们掩盖了我们自己制造的深渊或者说是生态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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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存在可持续性社会及其思维？可持续思维能否应对我们的恐惧和脆弱的问题，帮助我们规避巨灾大难？严格意义上讲可持续性社会从未存在过。但是一些人类社会似乎是可以持续发展的，他们能够连续数代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他们成功地在重大自然和非自然灾害中保全自己，有能力保持材料、食物、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正常运作。

　　我想举一个关于可持续性社会的重要的例子，这也是个较为久远的例子。它便是霍荷卡姆，一个哥伦布到达美洲前就已经存在的美洲本土文明，它位于今天的美国亚利桑那州。霍荷卡姆文明在消失前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沧桑。霍荷卡姆人在极端的条件下生活：他们在低洼的沙漠地带里常被潮湿或者干旱的灾害困扰。几个世纪来，霍荷卡姆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引河流入运河的灌溉体系，这样做能够增加土壤中的粘土含量，可以更好地涵养水分，使土地更肥沃。他们分工明确，财富和人口数量稳定增加，私人财产亦不断积累。我们得知，最终，在15世纪，由于大型灌溉经济的成功导致霍荷卡姆文明的崩溃。本地的、小的旱灾可以依靠灌溉体系轻松地解决，但是在大的环境威胁面前（如区域性干旱、洪水、气候变化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灾害），本地的环境越来越脆弱。换言之，环境的脆弱性不会因体系的扩张而消失，而是从小危险变为大危机。一旦问题发生，大体系不如小的灵活，不如小的适应性好。

　　即使从遥远的过去很难推测我们当今社会和未来，然而霍荷卡姆的故事仍然能够给我们几点启示：首先，我们可以推测出霍荷卡姆之所以能够使自己的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得以存活，是因为他们知晓自己的脆弱性，他们意识到潜在的环境威胁，如洪涝灾害和水资源的紧缺。如此看来，可持续性得益于高度的环境意识和警惕状态。其次，扩张，作为经济成功的一个指标，增加了霍荷卡姆的环境脆弱程度。无论在霍荷卡姆的案例中或是历史上其他地方都没有证据显示一个事物只要足够大就不会衰败。恰恰相反，体系的庞大是霍荷卡姆文明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管人们到底出于何种原因放弃霍荷卡姆居住地，我们可以推测，长远来看适应极端的生存条件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他们本来可以迁往北美的其他地方。历史给予我们的第三个教训就是千万不能孤注一掷。可持续的人类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若体系崩溃，我们要给自己留有退路，准备其他的选择。我们不能看出霍荷卡姆故事和艾斯伯格故事中电网断掉的相似性。

　　以史为鉴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固守已有模式，或是让时间倒流去复制过去的社会形态。不管怎样，我们可以了解到如霍荷卡姆或是瑞士、日本、西班牙等地的环境可持续性建立在人们对自身与环境关系脆弱性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这个深渊便是潜在的大灾难的来临，如资源枯竭的危险。它像幽灵一样困扰着阿尔卑斯山居民或是居住在西班牙古老的韦尔塔地区的人们。这并不是个抽象的概念。人们清楚他们周遭的生态体系以及社会与自然体系的相互依存关系。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公平有效的体系，这些体系能够自给自足，不需要对其他人和地区施加任何好或者坏的影响，体系建立的基础是人们承认并接受承担面对一个共同的未来的责任。今天地球上像这样的集体社区已经实属罕见。在这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里，集体农场很容易被投机者利用，将公共资源私有化。但是公共集合资源的原则仍然可以用来作为指导思想，在建立大体系的时候被应用起来。

　　是否只有当文明意识到自身的脆弱，认识到其极限时才能称为可持续？当人们没有重视尊重极限时，是否文明就会崩溃？当然，美国人认为自己生活在“有着无限可能的土地”的想法会让我们对环境的脆弱性视而不见，它让人们忽视极限并错误地认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追求增长和丰饶的思想并非只有益处。这种思想也是一个祸根，因为它使我们形成一种感觉或者是哲学，认为世界是没有极限的。它编织了美妙却无法持续的梦想，这种梦想从新大陆传播到旧大陆，再向外传播开去，在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和中国传播开来。认为自然没有极限的思想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可能有一天地球无法为人类提供足够的营养和能量。

　　当我们以长时段的眼光回首遥望，自原始人第一次使用火开始至今，我们便一直错误地相信稳定是存在的，看似稳定可靠的土地实际上却可能是一片流沙。如果一定说有变化，那么在近几十年中，我们周围的世界越来越脆弱了，环境的威胁不只是区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尤为可怕的是，它还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增加着。这使得现在的环境威胁更加可怕，同以往大相迥异：今天我们无处可逃。

　　普罗米修斯，这位给我们带来火源的巨人，同时也是勇气与脆弱的双重象征，在赫拉克勒斯出现，杀死折磨他的鹰并解救了他之前，常年罹受苦难。今天的某些关于未来的科学叙述看似在告诉我们，我们也会被一个新的赫拉克勒斯所解救，一个天神一般、将星球掌控于股掌之中的工程师。他通过地球工程设计，比如冷聚变或者快于光速的宇宙飞船，一次性地超越温度上升的陆地界限，解决能源稀少、水源不足、空间短缺、废物如山和污水等一切你所能想到的环境问题。

　　然而，如果我们还在寻找这位第二个赫拉克勒斯，等待奇迹再次发生，比如一种具有革命性威力的新能源的出现，我们可能找错了方向。我们现在把地球想象成一个整体，并不意味着“拯救”地球的方案将会来自一个终极的一劳永逸的奇迹。以史为鉴我们就可以知道，任何重大的变革都将伴随大量始料未及的后果。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星球不仅作为整体是独特的，而且拥有着各不相同的生态栖息地。我们需要的是让人们燃起希望的一个个独立的故事，而不是某个大英雄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拯救所有人的宏大叙事。毕竟，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太过遥远，也无法赋予我们每一个个体力量。

　　我们需要梦想，但不是又一个承诺富足和无限可能的美国梦。未来的梦想可能包括开辟新的边疆，但却会像寻找可用资源那样竭力寻找可以再利用的资源，用开采的力度去进行恢复。我们需要的故事不光只是关于环境衰退的“慢性暴力”（slowviolence），还有我所说的“缓缓而至的希望”（slowhope）。罗布·尼克松告诉我们油船漏油、有毒物漂移以及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暴力。他将其称为“慢性暴力”，因为这常常看不见且发展缓慢。尼克松提出，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环境变化给那些脆弱、贫穷和弱势人群带来的破坏作用。尼克松的分析是敏锐而明智的，他的观点让我们明白暴力可能是慢慢袭来的。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故事为我们指出明路，带领我们走出这些困境。我们需要一些故事告诉我们自己从何而来；独一无二的故事；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比如，一个台湾的故事。以蔡仁惠为例，他曾经是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的建筑师，过去40年，他把这所大学变成一片绿洲。蔡仁惠拆掉了校园的围墙；在原地修建了一条小溪，功能类似于护城河，由再生水和雨水注满。他创造了生态屋顶和生态阳台，上面种植的都是在该地区已经消失的物种；他设计了一个蓄水池，并沿着具有渗透性的路面修了一条水渠——所有措施都是为了让校园降温，应对环境的改变。当我在去年校园的树屋里见到蔡仁惠时，令我印象深刻的不光是他长远的眼光，还有他的不满。他回忆了自己遭受的挫折；在许多时候，大学的管理人员和市政官员都反对他的想法，砍掉了树木或者拆除了一些建筑。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自从1981年抵达台北之后的成就。事实上，通过把生态功能整合进它的设计，即增加生物多样性和强化校园里人和环境的联系，他重新定义了这所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概念。

　　一个发生在英格兰伦敦的故事也阐述了相似的观点。1952年的12月初，伦敦遭受到所谓的大烟雾的重创——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约1.2万人因为这次烟雾事件过早死亡。几年之后，公共倡议和政治行动带来了严格的监管规定和新的法律，包括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案》。过去几十年，伦敦这座以黄色浓雾或重度雾霾闻名的城市，通过设立“拥堵收费区”有效地减少了交通尾气排放。希望是缓缓而至的。

　　在更远一点的太平洋西岸，靠近关岛，且毗邻海洋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的地方，2009年由总统宣布建立了一个美国国家纪念区。这个纪念区保护着超过9.5万平方英里的水下陆地和马里亚纳群岛的水域。2009年被指定为海洋国家纪念区之后，它成为最大的海洋保护区。如今，随着许多新的海洋保护计划的出台，以及影响全球5900万人的“海洋乐观行动”活动的成功开展，马里亚纳海沟的海洋国家纪念区成了第14大的海洋保护区。换句话说，在七年的时间里已经建立了13个更大的保护区。缓缓而至的希望。

　　就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德·米尔提醒我们的，“任何伟大的运动都要经历三个阶段：讥讽、讨论和采纳”。今天在全球诸多团体兴起的自然权利的运动无疑面对着反对和障碍，但是却有着希望，希望便是假以时日自然的权利将会有更为广阔的法律基础。

　　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美国西北部一个有着230万居民的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河流当成污水和工业废物的倾倒地。一项波特兰城市俱乐部的研究称当地威廉密特河“又脏又丑”。二战期间，凯撒造船厂和其他工厂排放的石油残渣、有毒化学品和重金属大面积污染了河流。在20世纪五十年代，河流中的鱼类严重畸形，70年代时候波特兰每年有180天里遭受着空气污染。神奇的是，波特兰扭转了局面。这也是缓慢而至的希望的另一个例子。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波特兰成为了“美国最为绿色的城市”“最宜居城市”、十佳养老城市之一以及啤酒第一城。在1974年，波特兰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拆除了城市高速公路，将其变为巨大的水边花园的城市。20世纪90年代，波特兰又成为美国第一个引入气候行动计划和自行车王国计划的城市，2001年它成为第一个有着绿色建造政策的城市，在2015年它开通了北美最长的没有车辆的大桥。波特兰的巨大变化背后很多因素起着作用，比如大众的积极运作，社区重建项目，政治家的魄力和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对未来“生态乌托邦”的构想。这就是我们缓缓而至的希望，很大程度上由于当地的意识和做法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类城市可以通过“人工生态景观”如农场、花园和后院建造起来。

　　德国诗人弗雷德里克·赫尔德林在200多年前预言道：“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今天拯救的力量不会来自如赫拉克勒斯式的人物，赫拉克勒斯杀掉了鹰却给普罗米修斯无尽的痛苦。在这个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复杂的人类世界里，我们拯救的力量不会只有单一一种，不会依赖于放之四海皆准的宏大路径，也不会出自那些自身还处于飞速发展的混乱中的人。拯救的力量和缓慢的希望将会来源于不同的文化和动力，来自世界各地的思想家、特立独行者们和团体，对，还有环境历史学家们。这力量来自于那些落脚本土、心系生态的人，来自明白我们对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讨论中蕴含何种力量的男男女女。

　　危险存在之处，拯救的力量也会因人们对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憧憬而增强，只要这些憧憬能够欣赏地球万物的脆弱之美。

　　（翻译刘晓卉上海师范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