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雾霾》主要记述了中世纪以来英国空气污染的历史。读罢之后，笔者不禁掩卷深思。深深吸下一口空气，感慨英国的空气污染治理史对中国启示良多。
首先，“空气污染”是否历史悠久？ 按照作者所言，早在14世纪，英国就出现了关于臭气的相关记录。（第11页）相伴而生的是，洁净空气的政策尝试。当然，相较于20世纪严重的“公害”事件，中世纪的空气污染的规模和严重程度都还算不了什么。但是，现代环境问题的基本成因却已见端倪：“人口的急剧增加、城市化或者人口密集的产生，燃料短缺和燃料使用结构的改变。”（第26页）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将前现代的“臭气”和现代的“空气污染”混为一谈。从笔者个人的经历和见闻看，诸如“雾霾”之类的污染问题，在北方工业城市应当不止是一代人的记忆。在共和国建设话语中，高耸而林立的烟囱一度被视为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象征。的确，那时候大家也在忍受并抱怨污染的空气，但肯定不会视之为严重的威胁，而只是前进的代价。从《大雾霾》中不难看到，从最初的空气污染立法和治理呼吁，到最终大规模的环保运动和系统立法，经历了数个世纪。中世纪的“臭气”和今天的“污染”或许成分相同，但是文化含义是不同的。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洁净空气是“田园牧歌”的象征，这在工业化时代是极为奢侈的。越过“苍穹”、唤回蓝天的呼吁，看似发自肺腑但却“细思恐极”。因为蓝天的归来却不免以摧毁许多普通人的饭碗为代价，即使他们往往生活在精英视域之外。几十年前，欧美国家为了摆脱“寂静的春天”而禁用DDT，但却无法提供同样廉价而高效的替代品。在“春天”里的非洲，无数人因农田中的虫害与寄生虫贫病而死。从二十世纪美国史看，中产阶级固然能够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但他们一直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强加于沉默而生活在黑暗中的大多数人，中西同理。
其次，如何理解英国“民科”在环境治理中的贡献？《大雾霾》的第三章就讲述了“民科”如何最早投身城市空气污染的研究。数百年前的英国民科在强调科学方法的同时，也将视角放在了日常生活的问题中，这在他们后世的中国同行身上绝难见到。即使如此，英国“民科”的贡献却依然被埋没。（第89页）为什么？回到上一段笔者最后的论述：“强加”。在此，“强加”有着双重含义：负面意义上的“强迫”和正面意义上的“超前”。显然，衣食无忧的伊夫林和迪格比认为伦敦的空气之差已经难以容忍，但他们却无法阻止无数生活在乡间的人们涌向城市寻找工作和生计。对于后者而言，城市的空气却令人自由和满足，“象征着一个民族和一个帝国的财富和机会”（第135页）。
最后，也是《大雾霾》中叙事的主线：为何污染治理是一个“持久战”？显然，文化观念、经济利益、环保意识与决策的冲突和差异都“耽误”了污染的治理。“环保”永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也非永远正义。正如《大雾霾》所言，“如果没有正在发生变革的社会条件，即使1952年的大雾霾也不会成为取得胜利的同盟军。如果人们还有仆人为他们清洁肮脏的壁炉和火炉，谁会为变革施加压力？如果人们没有对电和煤气合理定价，谁会为由于禁用便宜、有效地取暖燃料而变得冰冷的家奔走呼号？”（第254页）回到中国，作为一个非发达国家，确保经济的良好持续发展依然具有压倒性的地位。换而言之，“激进”环保立法的社会条件不成熟。怎么办？策略之一是“制造”条件和语境。“苍穹”将污染与癌症相联系，这无疑是一项极佳的修辞策略，非常符合“正义”。因为“癌症”在现代社会绝不仅仅是一种致命疾病，它意味着现代性负面后果的集中体现。稍加梳理不难发现，环境污染、营养过剩、生活压力过大、食品中的“人工”成分，往往都被其反对者“描绘”为“癌症”高发的罪魁祸首。通过构建“癌症”的观念，现代性被赋予一种末世色彩。尤其，“癌症”一词在中产阶级内部能够产生回应和同情。因为，对社会底层而言，贫困至少和污染并列第一杀手。但是，话语权在谁手中，谁才是我们所见到的“大多数”。对于中国的中产读者而言，环保主义和自由主义这种“古怪”的组合，同时满足了他们在生活和经济上的诉求，因而大受欢迎。但是，舆论上的呼喊从来很难转化为政治实践。不仅因为知易行难，更因为实践永远是在矛盾斗争中妥协。
《大雾霾》启示我们，环保事业任重而道远，因为环境污染实在是一种“富贵病”。恐怕只有全社会都成为“富人”之后，政府和社会方可能团结起来共同攻克此顽疾。中产阶级的“超前”或曰“强加”从来是徒劳，他们只能和劳苦大众“同呼吸、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