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一句诗忽然流行起来，想起了诗作者后蜀孟昶宠妃花蕊夫人。此诗题为“述国亡”，全文是：“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军齐解甲，更（一作宁）无一个是男儿”。
我初见此诗大约是初中时代在一个杂志上，还有画像，觉得很美，立刻记住了，是我“过目不忘”的诗之一。这首诗从来都作正面解释，同情都是在这位美丽的夫人一边，有一种悲壮之情，让人觉得，从君王到那十四万男儿实在不及一位弱女子“爱国”，有骨气。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形成对照。
多年以后，“更无一个是男儿”句曾一度在我脑海中涌现出来，是与彭德怀遭殃的庐山会议有关，不过不是在1959年，坦率说，那时我还处于蒙昧状态，不可能有此联想。那是20世纪80年代，已经打破迷信，我第一次见到私下传阅的“庐山会议纪要”。忽然觉得，事实和是非都那么清楚，几天前那么多人都是基本上同意彭老总的意见的，怎么风向一变，立刻转蓬，那些代表最高权力的衮衮诸公竟无一直言敢谏之士站出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那些平时我比较尊敬的人物，特别是在“文革”后把他们列为正面人物的，其表现也如此软弱。我当然还没有见到全部记录。据说如果见到全部与会者发言的记录，那是很不堪的，足以使所有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坍塌。那一次“男儿”句在我脑中出现，也只是昙花一现，没有进一步深想。只是自那以后，我每见各种老革命回忆录，或他人写的传记中提到在党内斗争，或政治运动中表现“铮铮铁骨”之类的词，都打一问号。
最近，这句话又被翻出来古为今用。我现在已经习惯于从“人”的角度、从大历史走向看问题，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五代十国是中国分裂、混乱时期。特别是南边的十国，混战不已，疆土不断变化，每个朝代只有几十年，超不过三代。这改朝换代当然是打出来的，所以战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可以想象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受苦受难的是老百姓。而这些“兴亡”之事与他们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从历史发展看，赵宋统一中国，又出现了几百年的安定局面，与民休养生息，正是百姓所盼望的，是有利社会进步的。
再说后蜀，孟知祥从后唐手中夺得帝位，当年即去世，传位给三子孟昶，这个“国家”一共只有二世，实际只能算一世。孟昶在位31年，史称其前期励精图治，征伐、扩土，尽有前蜀之地，成一时之盛。在文化上也有建树，据说用木版刻书肇始于他。后期坐享天府之国的富庶繁荣，纵情享乐，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他本人文艺修养很高，擅诗词、音律、书画，这点与另一位亡国之君南唐李后主有相似之处，而压榨民力、挥霍国库，奢靡无度，则远超过李后主。那花蕊夫人投其所好，以其才艺、聪明，在饮食、声色方面别出心裁，多有“创造发明”。这个宫廷以它统治范围的全国之力供一人、一家的挥霍，财尽、民怨，最后众叛亲离，连最亲信的大臣也逃亡降宋，“亡国”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赵宋大军压境时，士兵“齐解甲”，“君王”不战而降，恐怕是最人道、明智之举了。而那位花蕊夫人却满腔怨恨，责怪十四万“男儿”没有奋力战斗保卫他们孟家的“江山”。须知，那“十四万”不只是一个数字，每一个“男儿”都是血肉之躯，都是人生父母养，如果君王决定号令他们奋力抵抗，让他们横尸城下，为自己继续在那豪华的宫殿中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以供妃子一笑，人性何在？退一万步说，假设那一场战斗暂时退了宋兵，“王朝”苟延残喘，终究也挽救不了最终灭亡的命运，不过百姓多受一些煎熬，沙场多一些枯骨，于民何利？
至于花蕊夫人本人，貌似风光，实际只不过是高级性奴，她若真有头脑，应该想到殷鉴不远，假设君王决定抵抗，官兵还有斗志，说不定马嵬坡一幕会重演，首先牺牲的是她本人。君王竖了降旗，她没有死，却被另一君王霸占。据说，宋太祖见到她之后，为之惊艳，孟昶七日而亡，死得不明不白，她随即应诏入宫服侍新主。她最后的下场有各种版本，供文人骚客演绎。
再说那“玉树后庭花”的作者，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陈后主（叔宝），也是亡国之君，也是有一位美貌宠妃张丽华陪他纵情声色，其宫室豪华和生活之奢靡也是历史有名的。亡国时他还偕宠妃一起跳枯井，被隋军俘获。不过张丽华命运与花蕊夫人略有不同，没有活下来。隋文帝灭陈之后本来也是想循例“接收”这位美人的，但是他的忠实战友高熲深信“红颜祸水”之说，没让杨坚见到她就一刀给杀了。陈叔宝却得以苟全性命，直至病死。
在统治者眼里，美人也好，“男儿”也好，都是命如蝼蚁，一切服从某个家族的“君王”的利益、好恶。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被选入宫，身处江湖，以卖唱为生的“商女”还是幸运的。“后庭花”照唱不误，作者是谁，哪一姓的“国”亡不亡，跟她们有什么关系？“恨”从何来？
这些都是古人的事。今天呢？
联想起“文革”结束后，两个最高家族的后人在被害人遗孀主持下聚会，抛弃恩怨，握手言和，媒体曾当作“佳话”。如果只是两个私人家族，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与旁人无涉。但是“文革”受害者绝不是一家人，涉及千百万家庭，上亿人口，更不用说全民族的危机了。按照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閉幕式上說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邓小平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两个家族之间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但代表不了对全国人民，以及子孙后代的交代。既然号称“共和国”，毕竟不是两家或几家的天下，这样的国家大事是断断不能“私了”的。
至今，国事是少数人的“私事”，还是全民的“公事”，在某些人心目中不见得很清楚。例如彭德怀一案，现在回头看，也不能以是否“男儿”来衡量与会者。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对“敌”斗争中还是很英勇的。据说彭本人委屈认罪，以及与会者“千夫诺诺”，都是为了顾全“大局”。那几亿百姓的生计、全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由于当时错误不得纠正而以后几年中造成的几千万饿殍，与“天子一怒”相比较，哪个是“大局”？现在还有人公开说，个人挨饿事小，不要因个人受苦而不顾大局。问题只是少数“个人”受苦吗？“文革”中两家的恩怨和亿万生灵的命运，以及公平、正义、人权、宪法，哪个是大局？只有弄清什么是“大局”，那么在关键时刻真“男儿”当如何，才能说得清楚。21世纪的共和国民的思维模式总该比活在10世纪的宫廷中的宠姬有所超越吧！？
来源: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