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达到全国医生水平均质化目标，国家卫计委苦心出台医生规范化培训制度。但在住院医生规培制度落地三年后，新的专科医生规培却遭遇集体抵制。待遇差、低报酬、培训沦为形式，成为他们吐槽的几大问题。
集体抵制专业培训制度可能是全世界医学生都闻所未闻的事。但在中国，它却正在发生。
2016年1月1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关于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的政策，在原本三年住院医师培训的基础上，增加了2~4年的专科培训。
如同投下一粒细小的石头，但谁也没料到，这条不到120字的微博竟最终在医学界引发了轩然大波。
由于医学生本科需要五年，这也被称为“5+3+X”规范化培训计划（下称规培）。一些人预计，如果博士毕业想做医生，医学生的学习时限将长达14年甚至更久。
一些人选择用委婉的方式表示不满，有人选择了创作微小说，“‘等我读完医，我就回来跟你结婚。’她听完心里咯噔一下，她想，这大概是最委婉的诀别。”
而更多的人则直接表达抗议，“一个没有合理收入没有社会地位甚至没有安全工作场所的职业，不值得高考学习全班前十名的人为之奋斗14年。”
……4天时间内，官方微博下的评论已超过2万条，内容充斥着此类不满的情绪。在业内，更引起广泛讨论。
迟到的补课
在世界各国，规范化培训医生，都是职业培训最严苛的部分，也是通往临床道路上不可逾越的步骤。国家卫计委多次提到，他们借鉴了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模式。
中国正在补课，努力推动执业医师的规范化培训。
规培的初衷，正是实现医生的均质化。涌向大城市的病人们并不向往大城市的便利和发达，也不羡慕大医院的精良装修和数字化流
程，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好医生。
因为培养模式和地域差异，中国的医生群体异常割裂，无论是从能力、学历、实践技巧、理论水平都千差万别。
过去，缺乏规范化培训制度，大部分医学生从医学院校毕业，未经二级学科培养，直接分配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以后的能力和水平，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所在省市县医院的条件。这也是造成各级医院差别越来越大的根源。
以至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位女教授，在被一位美国人问到你们学医多少年可以当医生时，竟无言以对。“我当时想，中国有的地方中专、大专出来就做医生，有的读到了博士、博士后。怎么说呢？”她粗略算下，医生学习的时间跨度从2~14年不等。
如此大的投入差别，导致中国基层医疗水平十分薄弱，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挤满了各种看感冒发热头疼的大小病患，分级诊疗始终难以推进。不止一位医生告诉记者，在最近北医三院产妇死亡事件中，住院医师可能就是规培没有做好，导致病人心脏问题出现时没有检查意识。
“如果医生所接受的培训不同，水平自然良莠不齐，这种情况下，分级诊疗是无法实行的。”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提高整体医生质量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只有显著提高基层医生的诊疗水平，患者才会回归基层。
按照卫计委的设想，先在一些医院试点，到2020年将初步建立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一起形成完整的毕业后医学教育体系。
在美国，其规培模式之严格和艰苦更是世界闻名，时间更是比中国要长。
“美国：4（本科）+4（医学院）+3～5（住院医师）+2～3（专科）=13～16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教授张宏冰列了一个算式。
“每一次从国外回国内工作，带给我的都是震撼和挑战。”对比了新加坡、美国和中国的规培制度后，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刘巍感叹。刘巍算是中外规培模式体验最深刻的人之一。他算是中外规培模式体验最深刻的人之一，曾做过新加坡的住院医师，又以高分通过美国职业医师考试，回国后依旧继续着住院医师的工作。
在刘巍看来，，国内的规培问题很明显。首先，国内住院医师、主治医、副高、正高之间缺乏应有的界限；不同医院、不同科室对医生的培养也可能完全不同，没有规范的原则可以遵循，更多是医院和科室自己制定的规矩。
而这一点，无论在美国还是新加坡的教学医院，团队中Attending（Consultant），Fellow（Registrar），Resident（Medical officer）的责任分工都很明确。Fellow，Resident也有自己不同的培训方案。这规范统一的培训让一名医生在不同医院间的调动都变得便利而通畅：因为只要通过培训，职称在任何一所医院都被认可；同时任何一个医院都有着相同的工作体系。
其次，国内专科领域缺乏规范化的统一的治疗——即使同一医院的不同团队，治疗手段可能也天差地别。刘巍回国晋升高级职称后，与众多同事一样，也开始了到外地会诊、做手术的生涯，然而医疗环境与医生质量的地域差异“令他触目惊心”。他以心脑血管疾病的最常用药——华法林举例，很多基层医院都不敢用、不会用。
自由执业的妇产科医生龚晓明，十几年前，曾在美国接受培训。在妇产科的住院医师培训基地，住院医师必须要肩负起医院的全部临床工作，主管临床工作的是第4年的妇产科住院总医生，他必须要对全部临床工作负责，负责指导下级医师。
“专家”在医院通常只负责教学，在门诊自己不直接看病人，而是由住院医师看，然后专家们负责质量，手术一般也是由住院医师来主刀，老师来负责带教。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规培效果。
住院医师规培一地鸡毛
“住院医师规培非常有必要，医学生在各个科室轮转时才能看到各种复杂的病例。但下面很多学校都在糊弄。”北京大学医学部（下称北医）继续教育处老师郑丽云说，北医是国内最早开始进行“住院医师＋专科培训”的高校。“现在国家的新政策对我们基本上没太多影响，我们从1991年就开始了规培，当时就定下来第一阶段培训三年，第二阶段培训两年的要求。”
郑丽云说，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光有各科室轮转的培训还不够，想要成为好医生，必须进入某个领域接受系统、深入的培训。因此，北大系统下所有的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的医生都需要接受这样的培训和严格考试，以确保整体水平的稳定。
在国内，要做到像北医这样系统训练的，为数极少。广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郭建文是第一批住院医师规培的教学老师，最多时院里有好几百个规培生。但2014年，他们刚刚接到任务时也是一片茫然，“没有教材、没有细则、没有考核标准，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做。”
落地三年，住院医师培训的难如人意，无疑也让医学生们对新的专科培训心存疑虑。
“待遇差，学不到东西”。这是郭建文最近在规培学员座谈会上，听到年轻医生最多的抱怨。
全国大部分地区也都如此。刘巍观察后说，大家都在抱怨5+3+X，抱怨的正是专科培训可能带来的负效应——不确定的培训时间和过低的待遇。
这是事实。卫计委在推行“5+3”政策时，明确国家拨款给每位规培生3万元补贴，其中1万元给基地，2万元给个人。然而，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各种走样。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一名青年医生，毕业后参加了规培，前三个月作为实习生没有生活费用，三个月之后转正了一个月只有八百。而即便是现在，广州市珠江医院的年轻医生陈彰圣在住院医师规培时也只有2000~3000元的月收入。
——对比刘巍在新加坡和美国当住院医师时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2002-2006年，刘巍在新加坡当住院医师时，每月薪水约4000-6000新币（20000-30000RMB/月），且逐年递增，在专业培训阶段的月薪为9000-10000新币（50000RMB左右/月）。
待遇只是一方面，更大的问题是很多规培生所学寥寥。以外科为例，他们做的和实习生工作没有差别。
龚晓明观察：一个普遍现象是在教学医院里面，专家是绝对权威，所有门诊是专家看，手术是专家主刀做，专家们不敢（怕出事，怕手术时间长），也不愿（怕失去地位，也有灰色收入方面的问题）放手给住院医师做。
在大多教学医院里面，对临床工作量都有考核。专家们若是凡事都亲力亲为，看门诊要忙死，做手术要累死，自然没有时间在医院里面做培训做教学。——我们对科研SCI有考核，唯独对教学没有量化考核，最终导致在教学医院里大多教学流于形式。
而由于近年来不断恶化的医疗环境，原本很多可以由规培医生完成的项目，不得不由上级医生代替，使得住院医师真正得到的训练极少。郑丽云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做住院医师的时候，动手机会非常多，阑尾切除等急诊手术已经可以独立完成，而现在，医学生在学校里没有上临床的机会，工作后大家也都战战兢兢。
此外，规培也没有标准化。“北京培训的和在广州的可能出来就不一样。”陈彰圣说，他在儿科轮转时学到的关于早产儿治疗模式是先打肺表面活性物质，改善新生儿呼吸窘迫，再用呼吸机，而他的外地同学学到的却正好相反。这样的细节问题在各科室都会存在。但最终，“大家都能通过考试”。
这让地方医院不愿让年轻医生接受规培更有了理由。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血液专科主任罗学群说，去年他去韶关参与一项调查，当地镇医院的医生工资很低，院长说一年后若再来看看，这里的医生差不多换了1/3——有本事的都走了。“这样哪个医院会愿意出钱派医生出去规培呢？”罗学群问。
谁也不愿花钱花精力，为一个沦为虚幻的目标虚掷光阴。“这恐怕比收入少还要让住院医师们难过。”龚晓明感叹。
不如点亮蜡烛
如此再看医学生们的愤怒，或不再觉得讶然。对医疗环境、待遇、社会地位等的种种情绪，伴随专科规培的出台，进一步激化。
“合理报酬、职业发展、职业尊严、人身安全”——以问答犀利著称的网站知乎上，一篇名为“是什么因素促使像我这样的中国医学生不远万里来美国做住院医师呢？”的帖子上，这一回答点赞者众多。而在中国，“即便你是名校硕士博士，这四条依然无一可以保障。”帖子里说。
因为晋升体制和规培要求，在中国的大医院，高年资又有经验的医生，仍需要做住院医师做的初级工作。安贞医院的一个博士后、副主任医师，科研和临床工作经验都相当的丰富，但由于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至今还写着病例，值着4天1轮的夜班。
刘巍便是如此。他曾在众人羡慕的美国顶级心血管病中心接受心脏专科训练，但回国后年近四十也仍旧要费尽全力靠写SCI去闯过从主治到副主任医师的天阶。
感同身受者众多。许倩是国内第一批参加规培的医学生，2005年，国家刚开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试点工作，她从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硕士毕业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行培训。尽管当时她在华西已经参加过三年规培，但北京并不认可。
辛苦就别提了，整天做的都是跟班的琐碎小事，拿着不够生活费的薪水——1800元，有时还得应对突发的医闹、病人的指责、上级的突击检查等，让她对医生的职业心生退意。
记得当时值夜班，一整夜才补贴20元，而她在医院一天三顿饭钱就至少要30元。仅仅一年，她诀别这个曾向往的职业，成了医生“逃兵”中的一员。
此时，相比同年龄其他专业的学生，工作几年后买房成家，过着相对富足稳定的生活，医生陈陈和他的同学们，时常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他的小伙伴们年逾三十仍单身一人，难免有不少抱怨。
张宏冰教授觉得这已经不是医学生的错误了，而是社会价值观出现了偏差。他偶尔在课堂上提问，你们的理想是什么？追求是什么？坐在中国最顶尖医学院的学生想到的仍只是进一家三甲医院或有一份好工作，然后可以买房。
这些医学生们很诚实。他们可能耗费了父母几十年来的辛劳，一路供给读到了象牙塔之尖。有的学生还在网络上计算出父母这些年付出的数额，想着工作几年可以返还回去。
但张宏冰和许多医生，都极力反对目前这种对立的局面，担心抵制规培是因噎废食。“民主选举是好事情，难道民主选举中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就要否定这个制度吗？”
刘巍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觉得当困难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去抱怨，但也能选择去适应，而且应该适应得更好。他回想起自己为了适应国内的职称评定体系，一年写了八篇SCI论文，至今仍“感谢这一年让自己认真研究了冠心病的发病机制”。
“这段路我走过，走得充满艰辛。如果这一步注定要迈出，我希望不是急于求成，而是用一个正规有效且合理的培训体系取而代之。”他说，Better to light one candle than to curse the darkness（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