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努力挣钱的日子里，拥有一件奢侈品是多么无可厚非。
我至今还记得，为了避开满大街的假货，我喜欢选择某个国内并不太知名的英国品牌。在瞬间的欢喜之后却是满心失落。
错不在它。
我记得早些年看过一篇论文，说沉溺于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雇员们并不会憎恶资本家，反而会因物质生活的满足而沾沾自喜，并在各种激励机制下更努力地工作，而他们通常普遍“缺乏安全感”（insecurity）和“虚荣”（vanity）。
这两个词至少可以击中50%购买奢侈品的人，尤其是那些“未富先奢”的人们。
我并不是主张苦行，恬淡寡欲的斯多葛派。只是我有一个理论：当奢侈品对一个人而言很“奢侈”的时候，就不要去买；当一个人的收入与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奢侈品已经成为达到较高生活品质的必需品时，自然而为即可。因为与花钱的能力相比，一个人赚钱的能力显然重要得多。
就像有调查显示的那样，世界上奢侈品消费的平均水平是拿出个人财富的4%左右去购买，但中国购买奢侈品的群体年龄偏低，花在奢侈品上的财富已超过40%。
但赚钱的人也难免失控。
其实，即便当“奢侈品”成为“必需品”的时候，也无需凡事凡物都要刻意“奢侈”，因为并不是所有高品质的物品都是天价。
这让我想起娜欧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NO LOGO》一书，想起那些远离和唾弃名牌的NONO族，以及他们完全或不完全的“新节俭主义”生活。
再久远一些，也会想起先哲苏格拉底在雅典市场上闲逛时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货物后的惊叹：“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啊！”
这些想法多了，就常常感到卑微。因为我是俗人，充其量也就是个头脑发达但也爱美的女人，所以我努力不去奢侈，但也无法做到节俭。
我非常喜欢周国平，他说：“如果一个人太看重物质享受，就必然要付出精神上的代价。”减少物欲是能增加一些幸福感，但若不增加精神上的投入，那也几乎于事无补。
就像耶稣所说：“你里头的光若熄灭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切的一切，不都只是为了幸福吗？而只有循着光，我们才能找到。而光，只在那些善良、丰富而高贵的灵魂里。
所以，重要的仍然不是赚钱的能力。
我相信事物往往是此消彼长的：当我们喧闹的时候，灵魂往往会远远地离开；当我们趋于平淡，才有机会与自己对话。
平淡是很难的。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上，爱与真理都是很难的。可是任何一个善良、丰富而高贵的灵魂都会抓住哪怕是片刻的光，如饥似渴地啜饮。
而物质的陷阱却几乎是一个黑洞，吞噬光，吞噬我们。在没有光的日子里，我们才会缺乏“安全感”并“虚荣”——我是说，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曾经或现在陷于这种状态的人们。
其实Vanity还有一种更好的解释，那就是“空虚”。想一想，我们的身体忙碌、疲惫、睡眠、饮食，遵循一些必不可少的仪式，也会经历一些大同小异的生离死别。精神荒芜、灵魂漠然的时候，这一切不都是毫无意义的过场，终究还是归于虚无。
曾经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很瘦。我需要一些什么，可是说不清楚。那时的我只想穿上华丽的外套，和热闹的人在一起，说一些无关痛痒但欢愉的话。那便是我此生向往奢侈品的唯一时期，也是我最能理解Vanity的时候——那种因为空洞而渴望膨胀、困乏却无法自拔的状态至今想起仍让我窒息。
不知是巧合还是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那段不长也不短的时期就发生在纽约——这个让无数人又爱又恨的城市。我对纽约的态度，与舒国治相仿：“我不那么爱纽约, 是因为它太多概念”，或简单地说，太“抽象”。而正是那段太过“抽象”的生活与工作，让我危险地落入物质的陷阱，也由此对这座城市留下了几乎不可能再改善的印象。
有些城市确实是适合酝酿虚荣的，上海也不例外。去年2月辞职回到上海后，渐渐发现认识的以及不认识的人，无论收入水平，都争先恐后地“奢侈”起来了。
但我仍然热爱这座城市，就像我爱所有人都衣着光鲜的伦敦一样。因为在走过奢侈的陷阱之后，我们会回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让身体与灵魂和解，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