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藏族文艺青年，他短暂的人生经历了三段职业生涯，按照世俗眼光都不成功。他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无论是事业上的，还是爱情上的，他一生却都活在理想中。
他的死亡没有改变什么。或许，也无需改变。
2015年5月20日，女孩容静把自行车停在青海湖环湖自驾的主要干道上，她要去一家打印店拿名片。
紫底白字的铭牌上，用藏汉双语写着店名：七月不远工作室。容静紧走几步，推开门，“‘七月不远’是海子的那首诗吗？”店员指指另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同伴，那个人笑笑。
这个年轻人叫卡瓦娘吉。从此，他们一起聊天、喝酒、吸烟、畅谈、弹吉他唱歌。有时兴起，勾肩搭背地上街，去湖边。
38天以后，卡瓦走入青海湖，打算去拿掉一张非法盗捕湟鱼的渔网，没有上来。
“藏族第二个索南达杰”“藏族安徒生走了”……那几天，藏族文艺青年们的微博、微信被诸如此类的消息刷爆了。青海湖畔，一场场追悼会自发举行，他们从重庆、兰州、西宁赶来围坐在一起，朗诵卡瓦的诗。
卡瓦，你快回来
“我将在黎明时分离去 带着那些正在破碎的梦想 去草原深处寂静美丽的山坡 安葬，和我年轻的身体 我这年轻而有些颓废的身体”——卡瓦《离歌》
“如果你是国王，毁灭一种文化和杀死一个神经病你会选择哪个？”卡瓦曾问过一个朋友。然后，他自说自话地选择了前一种。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有生的权利”。
卡瓦的家乡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江西沟乡。海南，取“青海湖之南”的意思。
从江西沟马路拐进一个巷子口，再走三公里土路，就是卡瓦的家。路上，会遇到羊群、牦牛群，还有做赛马用的马匹，地里种着青稞和油菜花。卡瓦给自己做了一本照片册，照片多以此为背景。照片只贴了半本，还有一半空着，他只有26岁。
卡瓦从牧区走出，考入西北民族大学藏学院。他出版过一本藏文散文集《飞蛾》，儿童绘本《飞蛾》。在他的笔下，多有动物、自然的意向。
他喜欢看的书很杂。关于星球的、关于科学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霍金的时间简史，散文里他喜欢台湾的龙应台，新疆的刘亮程；诗歌是海子、顾城、仓央嘉措。在他眼中，文化没有民族的界限。他的理想是开一个青年旅社，“把孤独的人都聚在一起”。
现实生活中，卡瓦常与朋友自发去青海湖“守护”，怕人偷鱼。
湟鱼——学名裸鲤，是青海湖的特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前处于国家规定的第五次“零捕捞”时期。也是在这个时节，青海湖解冻，游人从全国四面八方而来。青海湖旁的小饭店里，四条湟鱼经常可以卖到240元，偷捕的人多了起来。
藏人不吃鱼。“青海湖是我们的左眼，湟鱼是我们的右眼”。一些藏族老人会这样教育儿孙。
6月25日下午，卡瓦与朋友朋毛如常骑摩托车去青海湖。刚到湖边，卡瓦发现一辆皮卡车，“偷捕鱼的人”，跟村支书沟通后，卡瓦又叫来了六个朋友，其间又有一辆偷捕鱼的皮卡开来。
借着夜色的掩护，八人低身挪至湖边，包围了后到的那辆皮卡。用手电筒扫视后备箱：一个打气筒、两个船桨、几件大褂子、几双鞋、一个带灯的帽子，还有望远镜。
“我随便到这里玩的。”车里的司机开口。看到八个人都聚过来，他泄了气，“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们也知道，咱们私了吧。”
卡瓦们把他和皮卡都送到了村委会，随后返回湖边。
凌晨一点，卡瓦们发现几只偷鱼船开始往远处划去。八人随即分为四队，堵住了草原通往马路的四个出口。眼看就要抓到，捕鱼的车突然调转车头，重新往青海湖方向开去。草原上有各村设置的铁丝网，区分不同村的青海湖保护范围。那一晚，偷捕者撞坏了无数铁丝网。
“一开始还能看见偷捕车的刹车灯，后来就看不见了，我们就沿着车痕追。”卡瓦的朋友索旺回忆。追逐中，偷捕车上不断扔下来一条条湟鱼，都死了，几个人停车捡起来放在一边。只有一条湟鱼还活着。卡瓦把它掷回湖中。
一直追到凌晨四点半也没有追上。早上九点，卡瓦被村委会通知，“由于证据不足”，前一晚抓到的皮卡车和人也只得放了。
下午，卡瓦和朋毛等五人再次返回湖边。湖面上漂浮着一个个2.5升的饮料瓶，下面连接的正是一张张绿色渔网。
他们准备返回。走前，卡瓦突然决定，独自下海把渔网撤走。一步、两步……十几米后，他一个踉跄，沉入海里。
身后是朋毛一直的喊叫，“卡瓦，你快回来，快回来”。
北京——西宁——江西沟乡
“七月不远——给青海湖，请熄灭我的爱情 七月不远 性别的诞生不远 爱情不远——马鼻子下 湖泊含盐 因此青海湖不远”——海子《七月不远》
“七月不远”的名字，是卡瓦取的，出自海子的一首诗。
这首诗被打印出来，完整地贴在工作室窗户的外面。门上贴着工作室的业务范围——“广告设计、铜牌铜字、大型喷绘、速印横幅、名片证卡、展板制作、CD制作、视频会做、系统安装、经书复印”。
四个成员中，卡瓦和阿赤是西北民族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朋毛和索旺是西北民大的自考生。阿赤学医，朋毛曾在村里办了9年学校，索旺从和尚还俗。现在，阿赤和索旺负责广告设计，朋毛和卡瓦负责藏汉翻译。
工作室，一楼是工作的地方，约20平方米；二楼是四人的宿舍，上下床，屋子一角放着锅和煤气灶。开店的房租等成本，一人出6000。卡瓦跟家里要了1000，向朋毛借了5000。
四人中，卡瓦更像一个打酱油的角色。“我们一开始就说好，一般事我们做，只有给小孩取名字什么的，卡瓦再做；多余的时间他主要写作。”朋毛道。
开张3个月，“七月不远”一共赚了5000块钱。
这是卡瓦的第三段职业生涯。对这种惨淡，他已经习惯了。
北京——西宁——江西沟乡，卡瓦走过了一条与绝大多数同龄人方向迥异的路。
卡瓦的遗物中，有一张象征找到工作的“三方协议”。上面除了学校公章，空无一字。
按照藏族大学生一般的发展轨迹，卡瓦应该进入体制内，从事“稳定的”工作：公务员、老师……跟汉族一样，藏族学生每一类工作起步的层级，与受教育程度形成特定的规律。以公务员为例，一本大学毕业的学生可以任意考，二三批本科毕业的考县和乡镇公务员，中专生也可以考到火车站的协警。收入也不错。
卡瓦似乎有更充分的理由走这条路。他是村里第一个本科大学生，父亲是老党员、老村主任。本科毕业一回家，“考公务员”的指望和催促如约落到了他身上。
读大学第一年学费八千，之后每年四五千，生活费是一天三十块。这是父母放牦牛、放羊赚来的。有时候卡瓦回家，会给父母买礼物，但需要向朋友借钱。
但卡瓦最终没有选择这条循规蹈矩的路。
大学时，他几乎每天都要写一首藏文诗；毕业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飞蛾》。内含21篇散文。他本名娘吉本，卡瓦娘吉是他的笔名，“卡瓦”是雪的意思。因为他出生那天，山沟里下了一场大大的雪。
2012年9月，卡瓦还是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他听说北京很热，穿上了朋毛多年前在北京买的凉鞋，尽管朋毛的脚要比他的大很多。
不久后，嘎智在QQ上询问卡瓦近况。“找到工作了，在图书馆，可以看书。”
没有一个朋友知道卡瓦所在的图书馆具体名称。只知道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图书馆。平日里，卡瓦负责“给经理倒水、扫地，推销藏文书籍”。下班后，卡瓦坐地铁赶到中央民族大学，晚上挤在朋友宿舍的床上。每月赚1800元，如果推销业绩好，收入会在2200元左右。其间，在新疆当兵的表弟华多杰给卡瓦打过一次钱，1500元。这足以表明他的困窘。
不到一个月，卡瓦萌生了离开北京的想法。“他们节奏太快，我们节奏太慢，跟不上。”嘎智事后回忆。
不能当饭吃
“我想要用一生的时光 在一座石头上刻满我悲伤的诗句 因为诗不能当饭吃 石头也是 从石头上吹过的风也是”——卡瓦《诗不能当饭吃》
当年10月，卡瓦坐上了从北京西站开往西宁的火车，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这段生涯同样失败。
嘎智是卡瓦上两届的大学师哥，他想做藏文童书。这在藏语出版领域里，几乎是一片空白的领域。他看上了卡瓦写的散文《飞蛾》，和他注重描写动物、自然的文笔。卡瓦答应加入。
叫上另一个伙伴，三人在西宁租下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外面挂上“北京雪域天音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牌子，开始了童书创作。公司其实没有在工商局注册。初始投入7万，嘎智一人负担。
三间房，一人一间，客厅里是他们“上班的地方”。上班的内容就是每人一台电脑，写作童书。天天写，写完再讨论。从2012年底到2015年5月份，卡瓦一共写了五本童书：三本与动物有关，分别叫《飞蛾》《小羊羔》与《蚂蚁》；两本人物传记：《仓央嘉措》和《东芝加》。
文艺青年创业谈何容易。五本书只出版了一本，《飞蛾》。卡瓦改了5版，2015年5月出版至今，3个月卖了4000本。平心而论卖得不算少，但要赚钱不现实。
“面对面与儿童讲话还可以，书面写出来却很难，写着写着就写成了大人看的那种。”嘎智叹气，“书钱就是用来交房租，别的我们也没抱希望。”出书的成本很高，长时间创作周期一稀释，所剩无几。嘎智负担住宿、吃饭，一个月仅给卡瓦开1000元的工资。他们曾经一开始说好这个数字是2500元。
在许多人眼中，卡瓦做的一直是“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卡瓦有一个表哥在青海电视台做主持人。他不止一次劝卡瓦“做点正经事”。家里人也指望卡瓦考公务员，“争光”。“他一直默默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但常常会觉得对不起父母。”容静说。
嘎智觉得卡瓦在学校时有点悲观，但在西宁期间“非常积极”。举出的例子是：卡瓦那段时间很有理想，一心想做两件事：办青旅、结婚。
卡瓦喜欢一个姑娘十年，从高中起。一直没有追上。现在姑娘已经定亲。容静曾问过卡瓦，“如果她回来找你，你娶她吗？”“娶。”“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让她失望。”他一直在渴望一个“像三毛一样纯粹的女人”，有一段从一而终的婚姻。
嘎智没有看出，那段时间的卡瓦心情沮丧。“每次我们去看他，感觉他都快哭了，说见到我们才放松。”朋毛说。
在许多藏族人看来，人分为“牧区的人”和“有工作的人”。卡瓦，不算“有工作的人”。
今年5月，嘎智有事要去北京；另一伙伴要回四川准备结婚。他们约定暂时解散，“7月再回来”。但卡瓦让朋毛开车搬走了自己所有的东西，嘎智事后才知道。
之后，卡瓦回到家乡，成立了“七月不远”。经营同样惨淡。
什么是有意义的呢？从事实判断，他回到家乡，终于找到一件毋庸置疑的事情：保护湟鱼，保护青海湖。他乐此不疲，直至为之而死。
事实上也无需改变什么
“如果有一天 我不辞而别 带着一半的快乐 一半的忧伤 搭上一辆开往任何方向的大巴 或在半路下车，随风而去 请原谅我这颗，躁动不安的心”——卡瓦《如果有一天》
卡瓦的手机里有一段视频。那是他自己死亡的视频。
6月28日晚上8点，取证返回前，卡瓦决定去把渔网收起来。他脱掉上衣，往“海里”走去。在此之前，他特地把手机掏出来交给朋毛，让他给自己的行为拍一段视频，“为了保留证据”。
事后才知道，他下水的地方，没多远就是一个深十几米的水下暗坑。他不会游泳。
朋毛等四人把他救起，“摸一下他的手和脚，不是热的，很凉、很冷”。
坐在卡瓦的床边，朋毛始终觉得，卡瓦走的那天有些征兆、有些诡异。“平时他很爱书，也爱整洁”。但那天，卡瓦把自己大部分的书都送给了朋毛，他的床上罕见的一片狼藉。
卡瓦的手机里，有一些他的诗歌、散文、随笔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来。他告诉过朋毛自己的密码，但在纷乱和哀痛中，朋毛把它忘了。那些文字或许将永远尘封下去。那段记录他死亡的视频，也再没有人看过。
海子当年引起巨大争议的自杀，卡瓦觉得是神圣的。“海子的死，只有同类人才能懂。”
因为海子，汉族女孩容静叩响了工作室的大门。容静在邻乡一家客栈上班，一有时间就往江西沟跑。
这群年轻人的行为总引起邻里的议论纷纷。但卡瓦不在乎，容静也不在乎。
她只在乎一点，“卡瓦似乎常常把‘死’字挂在嘴边”。
卡瓦总在玩得兴起时提起死亡。一次，他送容静去搭车。坐在路边，远望夕阳下的青海湖，他突然说：“我们去死吧”，“死了就可以把现在的美好留到永恒”。
“像海子这样纯粹的人，早早就走了，我觉得我也会这样，不远了。人纯粹到一定程度，就不需要肉体了。”这是卡瓦的话。朋友们都没有想到，这一天，真的不远。
朋毛没想到，卡瓦对自己的结局一语成谶。数月前，他与卡瓦站在青海湖边，望着海面，“如果我死了就好了，死了就有人关注到非法捕鱼了”。
卡瓦刚出事的几天，在一家环保NGO工作的藏族女孩德吉很受震撼。“不管认识卡瓦还是不认识的，都在讲他的故事，都在转发”。她不知道，是因为卡瓦本身有名还是自媒体的影响力所致，但传播是实实在在的。西藏诗人组成的“藏地诗歌”群里，大家一下子为卡瓦写了三十多首悼诗。各地的追悼会、媒体的报道，纷至沓来。
但她期待的，对青海湖环保的关注热潮没有带来。如所有的热点事件一样，“热热闹闹，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乡政府已向上面报批，希望可以给卡瓦一个荣誉称号，也尚无回音。
嘎智觉得，卡瓦的死，什么都改变不了。事实上也无需改变什么。“环保意识在每一个藏人的骨子里，不需要传播。小的时候我们往青海湖里尿尿，大人告诉我们这样会让妈妈生病。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2015年8月7日晚上，七月不远宿舍的灯开着。地上，交叉放着卡瓦的《飞蛾》散文和儿童绘本。一只飞蛾飞过来，躲在书下再也不出来。容静激动得叫起来，她觉得这是卡瓦回来了。
朋毛们都没有迎合她的激动。“他早去了极乐世界，不会回来了”。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