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俗文化的历史起源年代久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似乎是一幅多头多绪的历史画面。其实不然，就民俗文化而言，不仅传承有序，而且在经历了狩猎时代和农耕时代的灾难磨炼之后，先民们整理出了富有哲理并具有生命力的传承理念，这就是“除灾”与“迎新”熔铸而成的年节风俗文化。除灾是表达一年中的经历过程，其中包含取得的更新成果;迎新属于精神灵魂领域，是颂扬一年来所取得的新成果所显现的创造精神。汉代除夕风俗，即现今的除灾与迎新。《吕氏春秋》记载:“汤始得伊尹，祓之于庙，熏以萑苇。”商代初期，崇拜苇子除灾风俗已经演变为熏苇子风俗。汤王建立商朝，任伊尹为相国之时，在宗庙为他除灾祝福，以有声有色的焚烧苇子作为庆贺仪式，其目的也是为了祝愿商朝昌盛发展而迎新。苇子化为灰尘已不存在，留下的是风俗的内涵:即为迎新而除灾，为除灾而迎新。区别在于，如果是除灾形式，迎新存在是意念;如果是迎新形式(例如迎新春联)，其基础是现实灾情的意念，此即年文化传承理念的涵意。汉代人重视除灾的基础地位，故分为两天。除夕坐夜就是回顾和总结一年来的成与败，是传承理念在汉代民间的新发展，这为后代年节文化奠定了一种清晰的理念基础。防患于未然，忧患意识是理性思维，是我们祖先在除夕风俗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 年俗文化第二次“革旧创新”，是在盛唐之后演进发展而成的迎新春联风俗。这次“革旧创新”不仅揭露清算皇家篡改古俗的丑行，并废除了皇家陋俗和陈旧观念，而且开辟了永世不衰的新大道--春联的诞生，在年节风俗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我们看到，春联的前期风俗，是兴于南北朝的所谓“桃符”门神，即在两个桃木板上画二神驱鬼，该形式实际上是汉代皇家陋俗的死灰复燃。其一是否定汉代在民间除夕风俗流行的“三崇拜”，即在门上画虎的除灾风俗，转换为门神形式;其二是以两个桃木板为皇俗“刚卯”招魂;其三，也是重要的一点，是将刘歆(秀)篡改《三海经》增加的二神驱鬼首次在社会上出笼，从而为后世皇家愚民教化制造了先例。在河南民间的部分地区，至今还流传遗存的两项古代风俗:第一件是民间巫婆、神汉的巫术，是用一个小桃木板，其上写“桃符”两个字，然后用红布包裹起来，他们就持此物走街串巷为人家驱鬼治病。显而易见这是皇俗在社会上产生的恶劣后果。第二件是在河南部分地区遗存的除夕“三崇拜”风俗，这是从汉代民间原汁原味保留下来的珍贵资料。当然，民间年俗文化并非与以帝王划线对立，历史上也不乏顺应民意的统治者和先进人物。商汤不重“形”的创新，表明他注重除灾迎新传承理念。西蜀孟昶“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被誉为首联，这如同年画的迎新题材。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赞扬民间“革旧创新”的迎新春联，提出“总把新桃换旧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倡导贴春联，废弃贴门神，从而引起“载体创新”改革，首次用红纸取代了桃木板。明朝李时珍作为医生著书立说，揭露皇家编造惑众谎言。朱仙镇在北宋时期对抗皇家制约迎新风俗，另辟迎新年画阵地，这种后继春联的创新精神是朱仙镇人真正的荣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