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医师道德信条

　　民国初期，博医会组织翻译印发了美国医师道德规范《美医家道德主义条例》的小册子，向中国的行医者进行推介。

　　《美医家道德主义条例》内容朴实，对于医生与患者、医者之间、医生与社会等伦理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下面摘录一些。

　　保护患者隐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小册子中提醒医生们有要注意特殊情况：“其行医时，若因得病者信赖，而告以己身或其家内之事，或病者显有性情不正，以及他类丑恶之现象，若非为保护大众起见，决不可向他人宣言。虽然如此，而有时另有一类宜尽之责任。如行医时知某人又传染病，将染及未曾受染之人（如患梅毒者将要娶妻之类），医士所宜行者，应如自家之人”。

　　遇到重症患者，该如何交流呢？“如见病者显危险病状，宜向病者或其家属言明，但不宜言之太过，又不宜言之不及”。如果遇到难以救治的病例时，又该如何呢？“若医士业已视明为不治之症，不宜因此而辞，并不可即云不能再至，必先为病者留有延请他医之地步，方可推脱”。

　　医不自医，有些道理的，给自己或家人治病时，判断力很容易问题，干脆找其他医生帮忙吧：“若医家疗治自家或自身之病症，不为甚妙。因多有自行疗治，而所用药与法，常不合宜者”；“医者患病，或其家属患病，可自择临近之医士，与之疗治”。

　　有时，看病就免费吧：“如医士治贫苦之病者，或治同道人与其家属，俱不宜索讨马资”。

　　（《美医家道德主义条例》）

　　（《美医家道德主义条例》）

　　医师信条十讲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医师公会在宋国宾带领下制定了《上海医师公会医师信条》。

　　宋国宾是民国上海医界的大牛，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1920年，他考取公费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巴斯德研究院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母校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教授。他在医务界享有很高声望，先后被选为上海医师公会主席、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主席、体仁医院董事长。他拟订了《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宣誓》，之后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医学伦理学著作《医业伦理学》。

　　《上海医师公会医师信条》的主要内容为：

　　一、“不为夸大广告、不营非义之财”；二、“不无故拒绝应诊、不歧视贫苦阶级”；三、“不非法堕胎、不滥施手术、不使用秘方”；四、“不徇私情发给不正确之医事证书”；五、“不作非道义之竞争、不毁谤同道”；六、“应保守病家秘密”；七、“应加入所在地之医师公会，遇有纠纷应报告公会处理”；八、“应辅助贫苦病人”；九、“应协助卫生机关报告传染病之流行及指导民众以消毒隔离诸法”；十、“应参加非常时期之救护工作”。

　　当年，宋国宾根据《上海医师公会医师信条》，开设了伦理课程，并创作了《医师信条歌》。后来他将课程演讲内容整理成册，是为《医师信条十讲》。因为宋国宾有着深厚的伦理学研究功底，所以他关于医师道德的演讲中亮点极多。

　　让我感触最深的内容是，他谈及医师停止诊病工作的正当理由时，列举的第一条就是“医生自己患病”。他说：“枵腹从公（饿着肚子办公），已为一般人所不肯做，何况带病服务呢？而且诊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己的精神不够，当然不能尽诊察的责任。同时，因为人治病而加重自己的病，不是无益于病人而有损于自己吗？如果患的是传染病，那格外于病人于病人有危险了。故有病时期，无论门诊出诊，均需停止。”

　　由此想到，很多年来，国内大肆宣传的“带病开刀或坐诊”、“隐瞒自己病情坚持工作”、“不顾生病的家人而给别人看病”等诸多“先进典型”，不禁感慨万千。

　　（《医师信条十讲》）

　　（《医师信条十讲》）

　　作者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