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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的基因如何注入我们血液之中
吴晓波
导读：流年经冷当直言不讳演变成顺从冷漠，高尔基的突变让人意识到：或许，冷漠不需要理由；或许，所有的残忍只需要片刻脆弱的自我安慰和心灵暂时的宁静；再或许，冷漠，应该就是一个人走向成熟或成功的另一个标签。
1917年，尼古拉二世政权被推翻，俄皇和他的妻子费奥多罗夫娜被软禁在叶卡特琳娜堡。这一天，一位叫海辛的年轻作家来到了皇村，在《印象记》中，他写道：
费奥多罗夫娜人变瘦了，穿着一身黑衣服，左腿很厉害地瘸着。
“瞧，病人，”人群中有人叫道，“腿都断了。”
“该让格列沙（俄皇宠臣）到她这儿来，”有人在嬉笑着说，“那就立刻好了。”
一阵响亮的哄笑。
那是一个革命狂热的大年代，海辛的“印象”记录了一段真实的细节。这样的细节，在那样的大时代中，不但人见不怪而且还显得有一点点有趣。然而，便是海辛的这段描述，惹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
“放肆地嘲笑病人和不幸的人——不管她是什么人，是一件卑鄙而下流的事……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使得权力不至于毒害我们，把我们变成比那些我们终生反对并与之斗争的人更卑鄙的魔鬼。”
人们吃惊地发现，说出这句话的是全俄罗斯最同情革命的作家玛克西姆?高尔基。
这便是几年前才被解密的事实：在1917年，在十月革命的暴风雨中，在上个世纪初的某一些激越的俄罗斯之夜，在枪声和炮声交织的窗下，信仰革命的高尔基曾经说了很不合时宜的话，很多让当时的当权者感到尴尬，也让当时的革命者感到愤懑的话。
——在走向自由的时候，不可能把对人的爱和关心抛弃在一旁；
——千百年来，人类致力于创建还算不错的生存条件，并不是为了在20世纪来摧毁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
——如果革命不能立即在国家里发展紧张的文化建设，那么，照我看，革命就是没有结果的，就是无意义的，而我们也就是不善于生活的人民。
为了这些文字，高尔基遭受到广泛的批判和革命群众的“信封子弹”。终于，到第二年的七月，彼得格勒出版事务人民委员会查封了刊登高尔基这些文章的《新生活报》编辑部。有人提议应该把高尔基扔进集中营，唯有他的“朋友”列宁保持了一种较宽容的态度，他对手下的干部说：“高尔基会很快无条件地回到我们这边的。”
过了十年，流浪海外的高尔基回到了苏维埃，这时候的他已经被供在了革命文学大师的神坛上。
这一年，一名逃亡到英国的诗人加松诺夫出版了《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罗维茨岛的逃亡》，这便是索尔仁尼琴日后发表的《古拉格群岛》的原型，前苏联监狱群岛地狱般的生活第一次被血淋淋地剥现在世人的眼前。
为了驳斥这本书的无耻谣言，有关当局决定邀请大师高尔基亲自出马视察索罗维茨岛。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索罗维茨岛，犯人们似乎在黑暗的深渊中看到了一丝微微的亮光。然而，在克格勃的精心安排和导演下，在大师视察群岛的那些日子里，所有的犯人都无法获得接近大师的机会。
终于，在大师去儿童教养院参观的那个下午，高潮出现了。
在一群欢乐地跳舞的孩子中间，一位14岁的男孩子突然冲出了人群，他来到了大师的眼前，睁着俄罗斯人蔚蓝的大眼睛，说：“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
所有在场的人都惊惶失措。正直的上帝借孩子之口把真相告诉了文学大师。一个小时后，大师老泪纵横地从教养院中踉跄而出，一辆轿车接上他，驶向了远方。
第二天，大师离开了惴惴不安的索罗维茨岛。
第二天，说真话的男孩子被枪毙了。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大师的视察记。
终于，在《真理报》上，大师的文章发表了。
“索罗维茨岛——寂静和惊人的美。晚上听音乐会。招待我们吃本地产的鲱鱼，肉嫩味美，吃到嘴里像要融化似的……”
若干年后，受难的索尔仁尼琴忍不住大声地质问已经过世的大师：啊，阐释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学的专家!为了对得住自己那被恩赐下来的仆人成群的宫殿般的生活，你或许可能对所有的灾难都视而不见。可是，可是你怎么竟没有把那个对你说出真话的孩子带走？
枪声已经不再在恬静的窗前响起，眼泪已经不再从优雅的文字中涌出；坐在鲜花和荣誉的神坛上的大师已经不再听到受难者的哭泣和号鸣了。
或许，你们今天的受难是昨天作孽的结果，或许，暂时的人道缺乏是阶级利益的需要；或许，为了苏联更灿烂的明天，你们这群人包括那个14岁的男孩子都注定了要在这个群岛上经历非人的苦难。
或许，冷漠不需要理由，或许，所有的残忍只需要片刻脆弱的自我安慰和心灵暂时的宁静，更或许，这样的质问本身，已经不仅仅是针对高尔基了，而是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以来所有种族和所有世纪的悲喜剧之源。
曾几何时，冷漠的基因便是以这样的方式注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它成为了一个人走向成熟或成功的另一个标签。今天，在一个周末午后，我从书架上取下《不合时宜的思想》，瞭望1917年的作家高尔基和十多年后的“大师”高尔基。在这道分裂了的身影里，我找到了一个严厉的警告。
责任编辑：筱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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