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规律，因而医患关系古已有之。古代医生同样强调医德的重要性，对待患者讲究一个“仁”字。古人认为，“医乃仁术”，“仁术”要求医生重视每一位病人的生命；更进一步说，叫“仁者爱人”，这既是古代医生对患者应有的态度，也是一种职业操守。

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光有职业道德并不能减少医患纠纷，还得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过硬的医术，好的医术是减少医患纠纷的最根本措施。古人看病有一个观点，叫“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此说最早见于《礼记 曲礼》，其意思就是强调临床经验对医生的重要。

但是即便医术再高明，职业修养再高，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医疗风险，难免出现医患纠纷。为了尽量减少麻烦，古代医生十分注重自我保护，在行医时会“挑病人”，拒绝治不好、不好治的患者。先秦时期神医扁鹊提出的“六不治”观点，其实就是避免医患纠纷、自我保护的手段。

《史记 扁鹊列传》记载，扁鹊认为“病有六不治”，即6种人不接诊，第一种人就是“骄恣不论于理”。这种病人傲慢放纵，不讲道理，最不上路子，最有可能成为 “医闹”，所以古代的医生遇到这样的病人，就是找理由拒绝，敬儿远之。

“预后”，则是古代医生自我保护的又一手段。所谓预后，就是研究患者病情的发展，提前告知意外。说白了，预后就是“打预防针”，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让病人及其家属有心理准备，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医患纠纷。

古代这一行医行规也影响到现代医疗制度，现代医院通行的下“病危通知书”、签“手术同意书”的做法，就是沿袭了古代“预后”的行规。

医生收受“红包”如今广受诟病，这也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古代，医生收“红包”则很正常。“红包”即酬金，并不违法，如果收不到“红包”，倒极有可能是庸医。“

红包”是古代医生主要收入之一，给医生送“红包”也是古代患者求医的传统，即便皇家也不例外。当年唐高宗李治“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请来不少名师，用了不少绝招，都治不好。

后来御医秦鸣鹤大胆采用“放血疗法”，一针下去，疗效立见。起初武则天是强烈反对“放血”的，见到奇效后，武则天亲自给秦鸣鹤送了大红包，即《大唐新语 谀佞》中记载的“躬负缯宝以遗之”。

古代看病流行送“红包”，医生则习惯收“红包”，宫廷民间都一样。明初杭州有个医生叫陶华，《杭州府志》记载，陶华“治伤寒，一服而愈，神效莫测，名动一时”。但是，想请他看病没有大红包是请不动的，“非重赂，莫能致”。

在古代，医生多在家接诊或出诊。看病没有“统一价格表”，也不会明码标价，但有“潜规则”：往往依患者的社会地位、贫富和医生名气来决定诊费的高低和“红包”的大小，对有钱的病人可以多收点，穷人则少收点，甚至免费。

因为医术高低、名气大小决定“红包”的多少，所以古代医生多会在业务上认真钻研，以赢得病人的青睐。

不把钱财看得太重，是古代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大医精诚》篇中即强调，“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然而，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能做到“谋道不谋利”。唐朝一些医生即颇看重钱，时诗人张籍在《赠任道人》诗中称：“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另一唐代诗人、农学家陆龟蒙在《自怜赋》中也称：“余抱病三年于衡泌之下，医甚庸而气益盛，药非良而价倍高。”

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医生重利现象持续抬头。宋方勺《泊宅编》称，“今之医者，急于声利”。有一个叫王居安的秀才，患痔疮多年，听说浙江萧山有一医生擅治痔疮，没有财力请他到家诊治，自己乘船到钱塘（今杭州），再差人请他来。此医生为秀才洗肠，“但放下大肠了，方议报谢之物”。病人为了保命，只好拿出所有盘缠当酬金，不然医生就不给他继续治疗。

更有甚者，钱不到不用药，见死不救。《清朝野史大观 清代述异》“解砒毒方”条，有一个叫蒋紫垣的清代医生，有解砒毒秘方，但找他看病解毒他必要高价，如果不满足他，“则坐视其死不救。”

医生眼里只有钱而无患者，用孙思邈的话来说，“意在财物，不本性命。”在这样的行医初衷下，医患关系自然就变得紧张。

与现代一样，古代医患纠纷的产生也与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有一定关系。古代不少病人就诊时，为了“考验”医生的医术，有意不将真实病情说出来。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曾谈到当时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情况：“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验医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

苏东坡所说的“秘所患”，以“验医能否”现象，在明清时期更为严重。清周亮工在其《书影》一书中曾批评这种现象：“不以病试医 不告医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也。”

医患纠纷的产生原因很多，除了医生业务水平良莠不齐、患者对医生不相信，医生不负责任是古代医患关系紧张的又一原因。清陆以湉《冷庐医话》记载的一则医患纠纷相当典型：苏州医生曹某，在当地名气不小，相应的，“声价自高，贫家延请每不至”。

当地一位有名望的老先生尚未出嫁的女儿生病，派仆人请来曹某诊断。仆人素来讨厌姓曹的医生，于是欺骗曹某说，该女已嫁人，如今怀孕好几个月了。

曹某到病人床前，隔着帷幕诊断，号脉后随口胡说该女已有身孕。老先生十分惊讶，怀疑是误断，次日又请曹某来，老先生让儿子伪装成女儿，曹某看后还是说“怀孕了”。这时候，老先生的儿子拉开帷幕说：“我男也而有孕乎？诬我犹可，诬我妹不可恕也! ”

结果可想而知，曹某被狂揍了一顿不说，还被灌了粪水，真可谓“满嘴喷粪”。曹某“跪泣求免”，仍被剃光了胡子，最后脸上被用粉笔画了一通，才被放走。这位名医曹某声望立马没了，也没人找他看病了。

古代很多医患纠纷大多是“私了”，唐宋开始流行通过法律来处理医患纠纷。

唐朝十分重视药事管理，为了保证用药安全，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唐律》上有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条文，《杂律》“医合药不如方”条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疏议中还特别重申，即便“于人无伤，犹杖六十”。

或许是医患纠纷增多之故，元朝有关处理医患纠纷的诏令也随之增多，《通制条格》单列“医药”卷，元律不仅严惩“假医”，还对官办医疗机构惠民局在“医疗救助”方面做出了规定，解决医生没有钱不看病的问题。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正月，元成宗下诏，要求“各路置惠民药局，择良医主之，庶使贫乏病疾之人不致失所”。

明朝在处理医患纠纷时，已出现了第三方仲裁、鉴定。《大明律 刑律 人命》中“庸医杀伤人”条：“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依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如无故害之情者，以过失杀人论。不许行医。若故违本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因而致死，及因事故，用药杀人者，斩。”也就是说，出现严重的医疗事故，医生要被砍头。

《大明律》在处理医患纠纷时亮点不少，如违规的医生“不许行医”，此即现代所谓吊销行医资格证；处理事故时，“责令别医辨验”，这“别医”就是其他医生，相当于现代医疗事故的第三方鉴定，其意见就是现代的第三方“鉴定报告“，直接影响医疗事故的责任确定。

明朝的法规在实际医患纠纷中，有很强的操作性。明代颜俊彦《盟水斋存牍》 一书中记录了不少明朝司法案例，其中“庸医刘期兴，杖”一例，就是一起典型的医疗事故。时时人何运昌请来医生刘期兴给弟弟何洪看病，结果刘期兴把何洪看死了，双方闹进了官府。最后按察司判决：“刘期兴非折肱，反行妄告，依拟杖发，不许行医，库收缴。”

（海天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