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新教）与现代医学的登陆处
——《博济医院百年（1835——1935）》读后

沈正邦

    “博济医院的三位朋友为这本历史书写了序。……他们代表了三个伟大的国家；为使博济医院成为今天的博济医院，这三个国家的儿女们都曾经献出过自己的生命：中国—英国—美国。”
    以上是《博济医院百年（1835——1935）》（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这部书的《前言》的开头。
    博济医院，其英文名一直是Canton Hospital，直译应为“广州医院”，就是今天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它在中国近现代基督教（新教）入华史、医学史乃至教育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835年，博济医院在当时广州城西的外国商馆区十三行的新豆栏街创建，所以民间习称为“新豆栏医院”，据说林则徐临终时曾用闽南话大声呼叫“星斗南”， 指的其实就是“新豆栏医院”。后来医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焚毁，改在增沙街（今海珠广场东侧）重建，由于地址已不在新豆栏街，不能再沿用“新豆栏医院”的名称，所以特意另起中文名字，取“广施善行”之意，叫“博济”医院。1866年，医院迁至当时的“穀埠”（也就是现在的仁济路口长堤边孙逸仙纪念医院现址），并开办了“医学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博济医院移交给岭南大学，更名孙逸仙医院，并启动建立孙逸仙医学院，附属于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岭南大学因其教会学校的身份被撤销，孙逸仙医院又变更为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山医学院后改为中山医科大学，最后并入中山大学，“中山二院”现名孙逸仙纪念医院。白云苍狗，从一间医院的变迁，可见历史的吊诡。
    这本书记载了博济医院产生的经过以及自1835年到1935年这一百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等历史巨变。这一百年，在时间上涵盖了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向世界开放的整个过程。本书记载的其实不止是博济医院一家医院的历史，它涉及大量有关的人物、事件、机构等等，为我们提供了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历史，同时又是“西医东传”——西方医学最早被介绍到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历史。
    广州有一个“西来初地”，是佛教禅宗达摩祖师在中国登陆之处；而博济医院就堪称是基督教（新教）的“西来初地”，同时又是西方现代医学在中国的登陆点。

    “手术刀切开了中国的大门”？

    博济医院是由美国人伯驾创办的，而且在这部书所记载的百年间，一直是由西方人主持。然而我们在前言看到，这部书的作者美国人嘉惠霖医生，同时也是这所医院曾经的领导人，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却把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放在“三个伟大国家”的首位；即使我们知道其中含有对东道主礼貌的成分，仍然让人不禁赞赏这位作者的识见和襟怀。
    多少年以来，西方传教者在中国的活动就一直是一个既敏感又说不清的问题。“文化侵略”、“为殖民者利益服务”、“贩卖精神鸦片”、“披着羊皮的狼”……这些就是我们的教科书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得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讲法也不无道理。
    诚然，当年创建这所医疗机构的时候，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了传教，为了传布基督教。
    在此之前，英国传教士、医生郭雷枢在澳门创办了一个“眼科医局”，开西方人在东方“医学传教”之先河。郭雷枢的眼科医局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成功的一件工作，是为澳门的中国居民做白内障的复明手术。想想看，如果一个医生能让双目失明者重新看到这个世界，而且他还分文不收，他将获得怎样的信任？
    郭雷枢说过：“首先必须使中国人相信你的东西‘有用’，然后才谈得到使他们理解基督教义的博大和崇高；再没有一种造福人类的方法比解除人身体的痛苦更能收到直接效果的了。……我希望看到那些有医学专长的人在这项伟大的工作中充当先遣队，通过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使牧师们在向他们弘传我们宗教的伟大真理时不用那么吃力。”应该说，他非常高明地抓住了病人对医生高度信赖的心理特点，来为他的教义铺平通往人们心灵的道路。        
    博济医院的创建者、传教医师伯驾来华之前，派遣他的长老会机构更是对他提出明确的要求：“你掌握了内外科的医学知识，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运用它们去为那里的人民解除肉体的痛苦。……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对于福音的陪衬。一个医生或科学家的身份，尽管受人尊敬，或者在向中国传教中很有用——但是你千万不要让它代替或者干扰了你作为一个宗教教师的身份。”
    所以，当博济医院成功地开办，并且初步赢得中国社会的肯定时，西方人就认为“伯驾用小小手术刀的刀尖，打开了欧洲人用大炮未能撼动丝毫的中国大门”。

    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救死扶伤的天使？

    但是，如果你读一下这本《博济医院百年》，你就会发现，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
    实际上，西方人最后仍然是用大炮才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不平等条约确实也给了传教工作需要的便利。传教者们很难撇清跟大炮和不平等条约的关系。不过，在实践“医学传教”的过程中，执行者们往往有更富于人性的表现。毕竟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并不是政治家，而是在做着救死扶伤的具体工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艰苦的物质条件，还加上最初往往被怀疑、被误解，以至被恶意所包围，遭到粗暴对待，甚至丧失生命。像书中记载的女医生富马利，夏葛医学堂的创建者，在广西桂平县就遭遇了暴民的围困和袭击。应该承认，传教士中的确不乏淡薄名利、忘我工作的虔诚基督徒。像主持医院工作四十五年的嘉约翰医生，就是“数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工作。从清晨到深夜，常常到午夜之后……”。书中用一些简明的数字，展示了嘉约翰一生的贡献：“门诊病人：740324；住院病人：39441；外科手术：48098；膀胱结石手术：1234；翻译医学著作 ：34部；诊治病人来自:4000个村庄和城镇;所教的三年制学生:100；低于三年制的学生：50。”
    对于后起的、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医疗机构，“嘉约翰医生并不因为他们有可能抢走自己医院的病人而设法挫伤他们办医院的努力，反而竭尽全力协助他们，要让他们取得成功”。      
    书中还记载了嘉约翰医生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有关一宗类似今天常见的“拆除违章建筑”纠纷。医院在拆除珠江边七八十户贫穷的“擅自入住者”搭建的窝棚时，嘉约翰医生认为教士医学会给“拆迁户”赔付的钱太少，不足以补偿他们的损失。他为了力争给这些贫穷的疍民赔付较多的钱，竟因此愤而辞职。
    博济医院还建立了“医疗专案”的服务——“一名女乞丐出现在门诊部，她长了一个很大的卵巢肿瘤。她被作为慈善专案收治，成功地施行了手术。然后医疗专案工作者就管到了她家里：吸食鸦片的丈夫、营养不良而奄奄一息的婴儿，家里没有人能赚到像样的工资。这个女人首先被教会干活，然后被给予一份工作。然后要给孩子提供食物。……下一步还要除掉丈夫吸鸦片的恶习……。1934—1935年间，有259个专案被以这样的方式研究和处理”。
    当你读到这里，你可能就不会简单地认为那些有基督教背景的医生都是些“披着羊皮的狼”了吧？

    不止是一个医院的故事

    研究中国近现代医学的人，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许许多多的“第一”。首先，这里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医院，同时也是第一所医学教学机构。这里的许多种外科手术，包括膀胱结石摘除手术和后来的结石击碎手术、乳腺癌割除手术、剖腹产、子宫颈瘤摘除手术、碎胎手术、卵巢切开手术、阑尾炎手术、甲状腺摘除手术等等，在中国都是首次记载。这里许多医疗手段和设备，例如用氯仿麻醉的手术、X光透视技术，也是首次在中国应用。中国本土的第一位西医医师也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书里还给我们列出了教士医学会在西医引进早期的中文医学译作和著作。这些也是最早的中文西医学书籍，共有四十余种。
    本书还逐一介绍了医院的领导人和主要骨干：教士医学会的首任会长郭雷枢、医院的创始者伯驾、年高德劭的嘉约翰、两位杰出的女医生赖马西和富马利……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是曾在这里学医，后来成为“革命的先行者”的孙逸仙。
    可以说，一部博济医院的历史也就是现代医学在中国引进和发展的开端。其影响不但超出了医院的范围，而且超出了医学和医疗事业的领域。
    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到作者写这部书的1935年，中国的现代医疗事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从当初只有这一间医院，到1935年时“全国医生的总数估计有7000人。教会医院有250所，此外还有约100所医院分属私人和政府团体。总的容量约有20 000张病床，资产约44 000 000元。同时还有18所医科院校”。与此同时，国家和城市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作者还清晰地记得二三十年前广州交通的种种困难。那时连人力车都没有。……医生到病人家是坐轿子，由三个身强力壮的苦力抬着去的。……而现在，医生可以坐着自己的私家小汽车，去到广州的任何一个地方。一座现代化的钢铁大桥横跨珠江，公共汽车和火车连接着邻近的城镇和省份”。
    这里说的“钢铁大桥”就是海珠桥，建成于1933年，它距博济医院咫尺之间。一座现代化的医院，一座现代化的钢铁大桥，仿佛在珠江的桨声灯影中遥相呼应，构成了广州这个中西会通的口岸城市的一种象征。
    转眼间，时光又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当你走过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大门，瞻望它仍遗存的西方建筑风格的旧医学大楼，或读一读这部饶有意义的书，了解一些博济医院—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世今生，回顾一下前人筚路蓝缕的经历，至少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管你是用批判的眼光，还是带着感恩的情怀；不管这些先人各自的作为究竟是功是过；也不管他们是属于“中国—英国—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