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不知道鱼会生病，鸟会中毒，小孩子会死。但是我的父亲知道，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后来我父亲死了。我父亲的学生告诉我，长江的鱼不能吃了；在江边白茅上飞着的鸟儿，飞着飞着就摔下来死了，是铅中毒；在长江边出生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就得了肝癌。
在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为什么的时候，那条从天际流进诗里和画里的长江，突然丧失了衬托落霞孤骛的闲情逸志；突然关闭了博揽千帆万木的宽阔胸怀。长江，突然变成了我们的“敌人”。
在我最近一次回到江南的时候，我看见长江浑黄的水闷声不响地流着，像一个固执的老人，拖着一根扭曲的桃木拐棍，怨恨地从他的不肖子孙门前走过，再也不回头了。
这时候，我感到，我必须告诉长江和长江边的不肖子孙我父亲的故事。我父亲到死对长江都是一步三回头。我希望等到人们总算懂得该向自然谢罪的那一天，会想起我的这些故事。
一、鱼的故事
我父亲死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他去世之前，我和我弟弟带着他旅行了一次。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旅行。他拍了很多他感兴趣的照片。回来后，他把这些照片一一贴在他的影集上，每张照片下还写上一两句话，像是笔记。每次，我翻开他这本最后旅行的影集，看着他拍的这些照片，他写在这些照片下的那些句子，就变成了一张张退了色的老照片插了进来，讲着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譬如说，影集的第一页，贴着两张父亲在夏威夷阿拉乌玛海湾，用防水照相机在水下拍的鱼儿。那些红黄相间的热带鱼，身体扁扁的，像蒲扇，在海里煽动起一圈圈碧蓝的波纹，那波纹像一习习快活的小风，鼓动着旁边两根褐色的海草。热带鱼在水草间平静地游逸，逍遥自在。
父亲在这两张照片下写着：“鱼，鱼，长江葛洲坝的鱼是要到上游产卵的。”
父亲像很多老人一样到美国来看望他的儿女。没来之前想我和弟弟想得很热切。才到一天，就说：“我最多只能呆一个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呢。”我和我弟弟说：“您都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让您的研究生做去吧。”父亲说，“研究生威信不够，没人听他们的。”我和弟弟就笑，“您威信高，谁听您的？”父亲唉声叹气。但过了一分钟，又坚决地说：“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一定要走。”
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父亲从来都是要走的。这个规矩从70年代长江上建了葛洲坝开始。 我记得我父亲的朋友老谷穿着一双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写字时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一碗蛋炒饭，父亲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袄唉声叹气地在小客厅转来转去。
“坝上的过鱼道没有用？”父亲问。
“没用。”老谷说。
“鱼不从过鱼道走？” 父问。
“不走。”老谷说。
“下游的鱼上不去了？”父亲又问。
“我刚从葛洲坝来。鱼都停在那里呢。”老谷说。
“造坝前，我早就跟他们说了，鱼不听人的命令的，鱼有鱼的规矩。”父亲说。
“葛洲坝的人还以为他们今年渔业大丰收呢。正抓鱼苗上坛腌呢。”老谷说。
“你快吃，吃了我们就走。”父亲说。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只觉得他们惶惶不安，像两个赶着救火的救火员。后来我知道了他们带着三个研究生去了葛洲坝，在那“过鱼道”前想尽了办法，长江的鱼儿终于没能懂得人的语言，也看不明白指向“过鱼道”的路标，一条条傻呼呼地停在坝的下游，等着大坝开恩为它们让条生路。
最后，父亲和老谷这两个鱼类生物学教授只好带着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运过坝去。并且，从此之后，年年到了鱼儿洄游的时候，他们都要带着研究生去拉鱼兄弟一把，把鱼儿们运过坝去，这叫做“科研”工作。鱼儿每年都得洄游，于是我父亲就得了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父亲死在长江三峡大坝蓄水之前。要不然，他又会再多一个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我父亲说，“我们这些教授，做的只能是亡羊补牢的工作。‘羊’没亡的时候，你再喊再叫也没人听。”
我们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民族，而且是只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们可以把属于我们子孙的资源提前拿来快快地挥霍掉或糟蹋掉。我们喜欢子孙满堂，可是我们的关爱最多延及到孙子辈就戛然而止。至于我们的曾孙、重孙有没有太阳和月亮，清风和蓝天，我们脚一蹬，眼睛一闭，眼不见心不烦。我们还大大咧咧地嘲笑杞人忧天。天怎么会塌下来呢？真是庸人自扰之。我们的这种好感觉来得无根无据，却理直气壮。
偏巧，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忧天的杞人，只是比杞人还多了一个愚公移山的本领——带领徒孙一年一年移鱼不止。
二、鸭子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二页，贴的是一群鸭子的照片。那时候，我们在地图上看见有一个叫“天鹅湖”的地方。我们就带着父亲去了。我们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玉米地里开了三个小时的车，然后，就钻进了这片树林。没有风，一根根老藤静静地从树枝上挂下来，像还静止在远古的时间多年不刮的胡须，非常祥和地垂到满地的腐叶上。我们找到了这个“天鹅湖”。湖里其实并没有天鹅，却停了满满的一湖鸭子。一个挨一个，远看密密麻麻，像一个个灰色的小跳蚤。我们的狗想到湖边去喝水，一湖的鸭子突然吼叫起来，像士兵一样朝我们的狗列队游过来，保卫它们的领域。父亲哈哈大笑，拍了这张鸭子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底下，他写了：“鸭子，上海浦东的鸭子是长江污染的证明。”
从七十年代末起，人们发现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肝癌的发病率非常高。父亲有个很好的研究生，叫黄成，是孤儿。父母都得肝癌死了。父亲时常给他一些零花钱。他们家有兄妹五个，相亲相爱，住在上海浦东地区。这个研究生读书期间，大哥也死了，还是肝癌。人们不知道原因，父亲就带着几个研究生开始了调查，研究为什么上海浦东地区肝癌发病率高。
父亲选择研究在长江下游生活的鸭子。那一段时间，不停地有一些鸭子被送到我们家来。家里小小的厨房，全是鸭屎味。我和弟弟踮着脚，捏着鼻子到厨房去找零食吃，什么油球、麻糕上都带着鸭屎臭。我妈跟我父亲吵，叫他把这些鸭子弄走。我父亲说：“弄到哪里去？总不能弄到大学办公室里养吧。”
后来研究鸭子的结果出来的，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的鸭子活到两年以上的多半都得了肝癌。结论很明显：长江下游水质严重污染。
1989年我父亲带着一个黑皮箱，去美国参加“国际水资源环保大会”。我和他的研究生黄成送他上飞机。他的黑皮箱里装着详细的长江下游流域水资源污染状况的证据和研究报告。父亲身穿着崭新的西装。那西装的裤腿高高卷到膝盖，脚下还蹬着一双解放鞋。我和黄成要求再三，要他把西装的裤腿放下来，换上皮鞋。他说：“我整天在长江水里泡着，就习惯这样。”他就这样上了飞机。哪里像个教授，地道一个长江上的渔民。父亲半辈子都在长江上闯荡，像武打小说里的一条江湖好汉，替那些不能保护自己的长江水资源打抱不平。
父亲从美国开会回来，并不高兴。他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告，谈完污染就谈整治措施。我报告完了污染，别人就问：你们国家的整治措施是什么？我没法回答。我们没有。”那会是在十几年前开的。那时候环境保护还没有被中国人当作一回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在八九十年代是挣钱。人们热衷于把自己的小家装璜得漂漂亮亮，一出小家门，门庭过道再脏也可以看不见，谁还会去管如何清理那些流到长江里、让鸭子得肝癌的东西？
去年，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见了父亲的研究生黄成，他到美国来短期访问。我问他：你好吗？他说：我来之前刚到上海去了一趟，我的最小的妹妹得肝癌去世了。于是，我们俩都同时怀念起我的父亲。黄成回忆起我父亲写过的许多论文，做过的许多报告，那些论文和报告早早地就把长江水生资源的污染与危机呼吁出来了。不幸的是，在父亲有生之年，中国的社会先是只重视与天奋斗，与地奋斗，把人对自然的无知夸张成统治自然的权威；后来，社会又变成了是只重视向天要钱，向地要钱，把人的对自然的讹诈当做是从自然得来的财富。父亲像堂吉诃德，带着他的“桑丘”——几个衷心耿耿的研究生，向社会——这个转起来就不容易停的大风车宣战，到死都一直在孤军奋战。
三、船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三页，是我们在卡罗拉多河划船的照片。我和弟弟怕父亲在美国寂寞，怀念他在长江上的浪漫漂泊，决定带他到卡罗拉多河上去划船。卡罗拉多河水是浅绿色的，我们的小机动船是象牙色的，父亲高高兴兴地戴着渔民的草帽，把西装裤腿高高地卷过膝盖，笑眯眯地架着方向盘，像是回到了老家。象牙色的小机动船在水面上滑过，溅起高高低低的水珠，像一只灵巧的溜冰鞋在晶滢的水面上划过一道白色的印子。我记得当时，有一只麻雀一样的小鸟飞来停在船头，我弟弟就喂它面包吃。小鸟并不怕人，居然大大方方地走到我们放食物的椅子上自己招待起自己来。父亲感叹不已，说：“这种人和动物之间的信任不知要花多少代才能在中国建立。我们江南的麻雀见了人就像见了魔鬼一样。”我当然是很能理解父亲的意思。单靠几个科学家是拯救不了中国的动物危机和环境污染的。父亲在开船，他让我把他和小鸟还有船都照下来。
父亲在这张照片下写道：“要教育长江流域的老百姓。”
上海浦东的鸭子证明了长江被污染了后，我父亲就长年在长江的水域奔忙。他和他的研究生半年半年地住在渔民的船上收集资料。我和弟弟当时还小，就想混上渔船，到长江太湖溜达一圈。放暑假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一次。我记得我去的那条渔船很小，睡在后舱里，连我的腿都伸不直。一泡臭尿得憋到天黑，才能把屁股撅得高高地站在船沿上尿。那时候正是渔讯，船白天黑夜在水上颠簸。我父亲他们天不亮就起来在渔民打到的鱼堆里乱翻。他们把一些鱼作成切片，放在显微镜下面看。说是有些鱼脊椎弯了，有些鱼身上带血点，还有些鱼数量大减。我在船上，百无聊赖，吃了一个星期没盐没油的鱼煮饭。下了地，连走路都像只青蛙，只会一颠一跳。后来，我再没有兴趣混上渔船玩了。我弟弟还混上去过一次，那次他们去的是太湖，船也大一点。我弟弟回来连说：“差点淹死，差点淹死。”以后也再不要去了。但是我父亲他们却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年又一年，到鱼汛的时候必走。紧密关注着长江流域的各种水生资源变化。后来他们干脆租了渔民的船，跟着鱼儿到处跑。从长江下游，一直到四川重庆，从太湖,一直到陂阳湖。他们跑遍了长江流域，年年如此，不管刮风下雨。他们也收集长江流域变了形的鸟，有一只麻雀类的鸟长了三个翅膀，第三个翅膀很小，像小孩子衣服上被扯破的小口袋。我和弟弟看着好玩，父亲说，这种变异可能也跟污染有关。
后来，父亲在N大学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大大小小污染变形鱼和其它长江流域常见动物的标本。我有时候到父亲的办公室去，看见这么多被污染鱼和动物的标本，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父亲和他的同事、研究生讨论起这些被污染鱼和动物，一个个的表情如兵临城下一般凝重。可长江沿岸的造纸厂和印刷厂依然往长江里排含铅的污水；肺结核病院和精神病院依然往长江里扔废弃的药品。父亲他们这些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到底能干什么呢。我甚至嘲笑父亲：“您的污染鱼和动物不到威胁国家政权稳定的时候，您那些对策都不会有人用的。”
父亲依然故我地在长江上忙碌。后来我发现父亲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父亲生命的意义。这种精神不可以用“献身”或“热爱”等形容词来描述。这种精神是一种冷静的理性，是一种负责任，是一种不仅仅对自己负责而且对子孙后代负责，不仅仅对今天的发展负责而且对人类所生存的地球的未来负责的精神——这是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为了这样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父亲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忍辱负重，在最没有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年代，做了许多直到今天，才被人们看出其重要意义的事情。
四、父亲追悼会的故事
父亲影集里的最后一张照片，是父亲追悼会的照片。那不是父亲贴上去的，是母亲贴上去的。母亲在照片下写了一行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取的是庄子《大宗师》里两条鱼的典故。小水塘里的水干涸了，最后的两条鱼往对方身上互相吐着水沫，以求一点湿润。人们感叹这是多伟大的爱情呀！可是对鱼来讲，还不如让它们快活地游在大江大湖里，而互相根本不用惦记着好。生死一别，父亲回归自然。
像其他许多中国贫穷而执着的中年知识分子一样，父亲突然英年早逝了。那时候，他从那次最后的旅行回来不久。因为长江鱼儿洄游的季节就快到了，他回中国的飞机票都买好了，却终未能成行。父亲去世前几天全身的皮肤躁痒，后来突然胃出血，吐血不止。等救护车开到我们家的时候，父亲已经过去了。除了这本影集和每张照片下写的几行对长江恋恋不忘的句子，他没有遗言。
医生告诉我们他的死因可能是铅中毒。母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在长江鱼儿洄游的季节快到来之前带着父亲的骨灰按时回中国去了。父亲就这样回到了长江边。
父亲在美国对长江是一步三回头地依念，他的追悼会当然是应该在江南故里开。可母亲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南京后，父亲系里的系主任非常愧疚地对母亲说：因为他们的书记倒期货，暗自动用了系里的钱。结果钱全砸进去赔了。连教授讲师当年的奖金都发不出，实在拿不出钱来给父亲开追悼会。结果，父亲的研究生黄成来了，当时就捐了三百块钱为父亲开追悼会，接着老谷也捐了，其他父亲的同事和学生都捐了钱。母亲哭了。
父亲的追悼会是在长江边开的，除了他的同事和学生，还有很多渔民。在追悼会上父亲的生平被连续起来：
父亲叫袁传宓，出身在江南的一个极富裕地主家庭，毕业于金陵大学。以后在N大学生物系工作了一辈子。他年轻的时候非常洋派，打领带，说英文，绝不是后来连西装都不会穿的“渔民”。他还会瞒着母亲把我和弟弟带到鸡鸣酒家楼上的西餐店去吃一份牛排。后来，文化大革命了，他下了农村，在农村养了几年猪。他跟所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一样，非常努力地把自己脑袋里祖宗八代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当作残渣剩汁统统抖落出来清洗干净，然后紧密地和工农打成一片。七十年代，一有正常工作的机会，他就全力为长江的环境保护奔走，呼喊，直到死亡。这就是父亲的一生，很简单。父亲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内心世界，他们的内心世界都得公开于众的。唯一还属于他们私人的，就是一种根植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良心中的科学和人文精神，这是父亲生命的支点。
父亲的故事讲完了。长江的故事还没有完，也许永远也不会完。最近老谷寄给我一份当地的报纸，上面报导了一个渔民捕到了一只长江珍稀动物白鲟。报道里谈到，从渔民到科学家，大家都为抢救这只白鲟尽力。老谷看完之后，一定要他的儿子把这篇报道拿到我父亲的坟上去烧，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又因为长江里第一只白鲟是我父亲发现并命名的。那家报纸要我谈谈如果我父亲看见人们对珍稀动物如此关爱的事迹后会怎么想。这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九年了。终于，那种父亲一代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科学和人文的精神开始成为民众意识了。我父亲会怎么想呢？
我想，父亲大概会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父亲的科学家职业，让他能够比许多人看得远一点。与其到动物濒临危机了，才来赞美人类对动物的关爱，不如不要干扰动物，让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也在地球上有一个位置，过它们和平的生活。地球不是我们人类独霸的，长江里的鱼儿有权力拒绝人类对它们的指挥或关爱。让动物按照它们各自物种的本能自由地生活，我想这可能是父亲会替鱼儿，鸟儿，鸭子，白鲟发表的独立宣言吧。
（摩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