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一些新兴学科应势而生，如环境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等等。其中， 生态女性主义从性别的角度切入生态问题， 围绕自然、女性、发展等主题探究和批判父权制对自然和妇女实行双重统治的本质和根源，令人耳目一新。20世纪9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开始从文化哲学领域渗透到文学领域，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尝试从自然、性别的多重复合视角进行文学研究， 对现代社会中的自然压迫和性别压迫进行文化反思和批判，进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学领域内，掀起了一场“性别”与“绿色”革命。
相较于得风气之先且发展势头迅猛的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我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直到21世纪才开始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得到研究与关注，并且到目前为止仍未搭建起体系化的批评范式。但作为处于国内学术领域前沿且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批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正逐步掀起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热潮已是显见的事实。然而细察之下，我们发现目前国内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快步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甚至已经开始阻碍其向更深更阔处的行进。
首先，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研究浮于表面、沉溺于枝节，缺乏深度与系统性；文本解读则局限于少数经典且与当下相去甚远，缺乏广度与现实性。尽管国内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 但其理论研究还只停留在无序的表面，研究者缺乏创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的自觉意识和创新勇气，以至于至今研究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核心概念仍未达成普遍共识，仍未拥有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我们现有的理论成果多是经由对国外代表人物理论与观点的片面复述或生硬叠加而来，这种或断章取义或照搬全套国外相关理论的建构方式必然会导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原创性、体系化和学科化的严重不足。
相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建构方面的乏善可陈，在利用这一文学批评解读作品的文本细读方面，国内研究者的建树无疑要丰厚许多。通过解读文本，重建文学经典，张扬被忽视被埋没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抨击被推崇被歌颂的父权中心和侵略扩张思想，引导作者和读者确立平等意识和生态意识，这原本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但目前国内研究界对于文本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却主要集中于莱辛、哈代、海明威、艾利斯·沃克、薇拉·凯瑟、约翰·福尔斯等少数国外文学大家的作品之上。对于国内的、当下的作家作品的重读与解读则表现出明显的厚此薄彼倾向，虽然不乏对陶渊明、萧红、沈从文以及迟子建、林白等作家及其作品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分析，却始终无法以集束冲击波的方式对当下社会产生震撼力量和轰动效应，对于推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长足发展显得力不从心。
其次，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多地停留在狭小、单一的文学批评领域，未能与文学创作发生全面的碰撞与对接，进而去积极地影响、引导文学创作；而作为多元化的文学批评理念，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宽泛性、开放性、交叉性、互动性的诸多优势并未完全发挥出来。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把文学批评置放在性别歧视和生态危机的全球语境下，充分借鉴女性主义批评与生态批评的方法，以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体现出对环境危机和人类生存前景的终极关怀，并以男人与女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诉求。这些都为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了崭新角度，开辟了广阔空间，注入了源源生机与活力。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研究界更多地是运用“理念先行”的方式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加以工具化的利用，使其被停留在对文学作品中与之相关的局部现象的研究与解读之上；或是运用“整合式”的批评方法，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炼出文本中蕴含的生态女权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再加以讲解、宣扬。而这两种批评方式都不免带有为理论而理论、为证明而证明之嫌，生硬地割裂了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得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不能很好地反哺文学创作、阅读和接受，它对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的建立和发展所应起到的推动作用也无从实现。
作为一种努力建构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交叉互动的多元化文学批评理念，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具有开放的气度和包容的胸怀，它既不同于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又超越了单纯的生态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可贵的新视点、新思路和新发现。但到目前为止，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国内还无法完全展示它的优长，其发展态势也遭受到阻碍和限制。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内的研究界正在重复之前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时曾经犯下的错误：脱离了女性主体(生态文化)的生产生活实践和在实践中的主体性生成，自以为是地在理论话语圈中进行生硬移植和闭门造车；进而在一种封闭的、静态的、臆想的理念规制之中，将原本鲜活有力的革命性话语凝滞为程序性的苍白概念和空泛套话。而对于正处于生成中的，强调开放性、实践性和多元化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而言，如此的操控和运作方式无疑是南辕北辙。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国内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表现出种种局限，其前景受到限制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将束手无策、听之任之。因为当我们在发现症结所在的同时，解决之道往往也会随之浮出水面。例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总体上缺乏理论深度、其理论建构还有待完善和系统化，问题的根本在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对于中国博大精深的本土思想资源挖掘不够甚至是弃之不顾；对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资源的引进又似是而非、拈轻避重，从而使得学派建立所需的重要思想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而要想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要在西方文化话语中清晰地梳理出生态女性文学批评的来龙去脉并掌握其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尽量做到巨细靡遗；更重要的一面是我们要在本土文化话语体系中开掘出一脉相承的精神源泉。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对天、地、人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无论是道家的“道法自然”，还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无不是辩证自然观的体现，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生”、“贵和”等文化理念也都具有鲜明的生态意识。对于传统生态文化话语资源的传承和转化是保障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朵“洋葩”盛开于中国大地的先决条件，这是一项繁难艰苦但必须完成的工作。
针对生态女性文学批评的交融性、多元化和实践性的特色无从展现的现状，当今研究者则必须跳出象牙塔内的方寸之地，不再仅仅满足于自娱自乐式的独语姿态，而应直接切入到中国当下的生态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有打通现有学科壁垒的勇气，还要具备将各种领域的理念和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搭建起坚实的交流平台，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与哲学、美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相关学科进行积极的对话和有效的交流，才能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色落到实处，使之完成从纸上谈兵到脚踏实地的“变身”，从而拥有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摩罗编辑）